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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丹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系教授

●著有《全球化、民主和腐敗》

中國領導人現在看似摒棄鄧小平的忠告「韜光養晦」：在10月十九大會議上，領導人習近平宣布「新時代」，並表達中國式監管值得其他國家學習。他指出，領導人想要國家快速發展，同時保留獨立性，就應該把中國當成學習新對象。

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東南亞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對於上述可能性簡直是肅然起敬。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指出，西方民主國家已經衰敗，中國式民主將是可行之道。

極權主義非高速發展必要性

在各種高調言論中，更值得一問的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模式究竟是什麼？真的是更好的選擇嗎？

中國模式包含許多重要特徵，包括以穩定感為支撐的極權治理、國家引導的產業政策和金融、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以小規模農業為支撐的農村工業化，以及外貿和技術開放。毫無疑問，這一模式在過去30年裡給中國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讓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

第一項要素極權主義是高速發展必要性，則完全不是重點。事實上，這個中國制度的特徵正是其他國家最應該避免的。

以中國的東亞近鄰為例——特別是日本、南韓和台灣，都在國家引導的產業政策、農村工業化、開放貿易下達成高成長目標。日本在其戰後民主框架內完成這些目標，而南韓、台灣民主化也已有30年。換句話說，極權主義絕非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中國領導人多次犯下災難錯誤

平心而論，民主步履緩慢得令人氣惱，還常常充滿爭議。但其協商和選舉過程有助於彌合衝突，特別是對於容易產生衝突的異質社會。即使是在中國這樣的同質性較強的國家，缺少公開公共對話也會適得其反，中國對藏族和維吾爾族的壓迫就是明證。

在沒有強大的公民社會和獨立司法來制衡政府權力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多次犯下災難性的判斷錯誤。毛澤東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就是明證。

習近平也犯過錯誤。例如，2015年他決定讓中國國有企業來支撐下跌的股市就是一次經典的失算。

一旦中國人民銀行所持有的外匯儲備不再流入難以為繼的國企，市場立刻跌回了干預前的低位。此時，數千億美元已經付之東流。

缺少政治制衡、制度性群眾監督機制也鼓勵了權力濫用，導致了大量腐敗，帶來了高不平等性、任性的土地掠奪、不安全的工作環境、食品安全恐慌和有毒的污染。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有可能阻止了一定程度的不公，但如果不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其針對不誠實黨員幹部的行動有可能成為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任務——除非它僅僅是一個清洗政治對手的策略。

國企「大到不能倒」拖累創新

經濟管理也受到類似的不透明影響。目前，國企或政治關係深厚的企業大肆舉債投資而極少受到制約。這一缺陷造成大規模資本配置不當，它是—未來仍將是—中國宏觀經濟不確定性的一大來源。

隨著中國經濟變得越來越複雜，缺乏透明、可靠的監管機制，加上頻繁鎮壓公民社會、加強一致性和紀律，將最終扼殺企業家精神和創新。儘管目前中國研發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很高，但這無濟於事，因為大部分是公共部門支出。如果國企一直「大到不能倒」，就會給創新造成進一步的拖累。隨著中國完成了經濟發展的趕超階段，解放這一約束將變得更加重要。

開放和透明的缺失還有可能考驗到政治穩定。在面臨危機時，中國領導人常常反應過度激烈，鎮壓持相對意見的人。最近幾十年來的務實主義集體領導在治理這個問題上做得相當不錯，但習近平對權力的鞏固，以及對其個人崇拜的形成，有可能加劇動盪。

民主政府雖「亂」卻不脆弱

民主政府雖然「亂」，但沒有那麼脆弱，其合法性來自多元主義和政治論爭，而不是高速經濟成長或民族主義訴求。美國駁回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任性的旅遊禁令的司法裁決，或類似的對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欲將反對意見者入罪遭到駁斥，都是機構自治強化民主政治制度活力的好例子——而中國缺少這種恢復力。

儘管官方大肆宣傳，但習近平所推行的中國治理體系的特徵與他沒有什麼關係。它們是中國封建時代或早期共產主義的遺留：一個基於績效的賢能提拔體系，一個確保自上而下的忠誠，並且在地方品質方面不讓步的組織框架；以及一個政治集中化與經濟和行政分散化相結合的獨特的制度。

換句話說，中國模式不管多麼誘人，其在一些基本方面存在缺陷，並且無法被他人輕易複製。對習近平所提出的模仿中國的做法真的感興趣，但並不具備類似的組織歷史的國家，很有可能會以失望告終。中國不但在政治上非常獨特，它還擁有一個巨大的、日益繁榮的國內市場，使其能夠以自身條件吸引外國投資。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a’s Solitary Development Model》，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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