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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1952年出生於台灣宜蘭縣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 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

● 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開發國家經濟弱　恐將常態化

當然，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全球經濟面臨著諸多挑戰。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已經26年，但它仍然無法恢復強勁成長、完全擺脫通縮。歐盟似乎終於從始於2008年經濟危機的衰退中走出，但復甦依然脆弱，GDP成長率平均只有1%左右，失業也仍然很高。

美國表現要好一些，但其GDP年成長率也只有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都預測其經濟成長在2020年前無法達到3%。

這一狀態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已開發國家一直沒有採取困難但必要的結構性改革。政客們明知結構性改革是增強長期競爭力的必要條件；但他們擔心其對投資、就業和消費的短期影響所造成的政治反響。在低成長、失業率高的時代，這些改革將越來越困難。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結構性改革列為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前兩支箭是財政刺激和貨幣寬鬆）。但5年過去了，第三支箭仍然引而不發，日本年GDP成長率也仍然在1%徘徊。恐怕很多已開發國家都會遭受類似日本的長期停滯的折磨。

所有這些都不利於政治穩定。在英國，1年前的脫歐公投帶來的是保守黨在提前舉行的選舉中意外受挫。2016年川普在美國總統競選中勝出，震驚了全世界。德國總理梅克爾正在為組織聯合政府而焦頭爛額。

面對成長乏力、失業率高和不平等惡化的局面，已開發國家的選民自然要投票改變現狀。中國需要為此——以及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做好準備。決不能過度反應。保持冷靜並採取明智的前瞻性政策，是確保中國不會成為國際劇變的下一個受害者的最佳辦法。

與美國經濟互補　要避免貿易糾紛

對於美國尤其必須如此。儘管美國正在從全球領導者的位置上不斷撤退，但它仍是國際舞台上一個最重要的角色——也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夥伴。如果中國想要實現習近平所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領導人必須通過利用經濟互補性來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包括貿易糾紛。

中國的人均收入大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一（按PPP標準計算），名義值大約為七分之一，平均勞動生產率較低。這意味著美國和中國在（比如）高附加值、高科技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發生直接競爭的可能性較低。因此，與歐盟和日本不同，中國的產品很少和美國的產品在國際上面對面的競爭，中國出口美國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商品（美國總統川普似乎無法理解這一點）。

事實上，美國和中國的比較優勢不同不僅可以排除直接競爭，而且它們各自的市場都讓對方能夠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對美國公司來說，中國市場——用PPP衡量為世界最大市場，且貢獻了全球市場年擴張的30%——誘惑力巨大，不容錯失。由於美國大企業往往也是美國選舉的最大贊助者，美國決策者有強烈的激勵保持並深化對華經濟關係。

中美雙邊關係絕非坦途。最近美國感受到中國的威脅——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隨著其經濟一同水漲船高。但無論如何，地緣政治對立都不應該影響到互惠互利的雙邊貿易關係。中國若想不斷升級經濟、實現增長潛能，這一點尤其關鍵。只有確保美國企業離不開中國，中國才能保持其與美國的友好經濟關係，即便政治挑戰的出現在所難免——包括肇因於中國地緣政治實力不斷提高的挑戰。

遵循西方經濟模式　鮮少開發中國家成功

不要弄錯了：中國尋求和擔當更重要的全球角色是正確之舉。目前，中國是按PPP衡量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將在2030年前成為名義值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應該有不斷擴大的全球治理影響力與之匹配，這是順理成章之事。

二次世界大戰後構建的當前國際秩序維持了二戰結束以來的相對和平與穩定。但這一秩序系由建立它的西方國家所主導，它把滿足這些國家的利益放在滿足其他國家利益之先。它也宣導西方國家的發展和治理理念與方針。

在這一體系中，絕少有發展中國家取得成功。在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 到2008年只有13個進入了高收入行列。更糟糕的是，自1945年以來，全世界2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只有台灣、南韓兩個從低收入躍升至高收入之列。（若一切順利的話，中國將在2025年成為第三個。）

尚未有發展中經濟體——除了在西歐周邊的幾個原本差距就不大的歐洲經濟之外——能夠按照發達經濟體的發展藥方取得成功。正因如此，我們需要新的發展思維，這一思維要吸取從「亞洲四小龍」到中國在內的成功經濟體的經驗——它們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未按照西方所推行的戰略來發展。

亞洲國家經濟發展　走出自己的路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中國家被一再告知，若想將收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發達國家的水準，它們需要推動和發達國家相同水準的工業化。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放棄了繼續出口農產品和礦產並進口現代製造品，一頭跳進汽車、鋼鐵和裝備製造業的深水中，其中一些國家至今尚未浮起。

20世紀80年代，當進口替代戰略證明是失敗時，發展中國家又被告知，問題其實在於它們沒有和已開發國家一樣的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進行私有化、市場化、貿易自由化，立即取消政府干預。

但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正是那些拒絕了這些藥方的經濟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優先發展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傳統製造業，而非採用進口替代戰略。中國採取了漸進式的雙軌制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越南和柬埔寨——另外兩個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的亞洲國家——也拒絕了新自由主義的主流智慧。

東歐不大規模私有化　國企貢獻度高　

在東歐也能看到類似的情形，波蘭和斯洛維尼亞的非私有化大國企貢獻了GDP的近30%——這一比例不比中國低。前蘇聯國家中（除巴爾幹三國之外）經濟表現最好的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也沒有推行大規模私有化。

沒有萬靈的發展戰略。成功的國家總是走自己的道路，從自身條件出發思考自己能夠做好什麼，並創造條件把這些產業做大做強。中國就是這麼做的，並且隨著它日益成為國際舞台上的「領銜主演」，也必須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這樣做。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著眼構建聯通歐亞和非洲大陸的大規模基礎設施，便是推動上述思想的理想平台。除一帶一路倡議之外，中國還可以利用與世界各國的合作交流，傳播新的、有益的發展和治理理念。發展中國家的成功顯然符合中國的利益：為它們帶去繁榮，是習近平實現他——以及整個中共——所追求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中國夢」的最佳方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Economics of China’s New Er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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