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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曼
●美國農業與貿易政策研究所總監

全球前三大肉品公司—JBS、嘉吉（Cargill）與泰森食品（Tyson Foods）去年排放的溫室氣體比法國還多，甚至與部分大型石油公司並駕齊驅。然而，當埃克森美孚（Exxon）與殼牌（Shell）等能源巨頭因加劇氣候變遷而飽受抨擊時，肉業與乳業公司卻普遍逃過一劫。若我們想避免環境災難，就必須改變這種雙重標準。

肉類與乳品業也肩負氣候責任

為了喚起大眾關注此問題，「農業與貿易政策協會」（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GRAIN與德國「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最近聯手研究全球牲畜貿易的「超大型氣候足跡」（supersized climate footprint）。我們的發現令人十分震驚。全球前二十大肉類與乳品公司2016年排放的溫室氣體比德國還多。若將這些公司視為一個國家，它將是全球第七大溫室氣體排放國。

顯然，緩解氣候變遷需要限制肉類與乳品業排放溫室氣體，問題是如何進行。

全球各地的肉類與乳品公司已儼然成為強大的政治實體。JBS的2位高層——喬斯利與衛斯理‧巴蒂斯塔（Joesley and Wesley Batista）兄弟檔最近因貪腐問題被捕，替該行業的腐敗揭開面紗。JBS是全球最大的肉品加工業者，其2016年的收益較其最大競爭對手泰森食品多出近200億美元。但JBS是經巴西開發銀行（Brazilian Development Bank）奧援，才贏得此一地位，JBS賄賂的逾1800位官員顯然也有份。也難怪溫室氣體排放並非該公司的重點關注問題。JBS、泰森與嘉吉2016年排放了4.84億噸溫室效應氣體，比英國能源巨頭「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BP）多出4600萬噸。

肉類與乳品業大力爭取對其生產有利的政策，常常不惜為此犧牲環境與公共健康。它們阻撓一氧化二氮與甲烷的減排計畫，規避減少空氣、水和土壤污染的義務。它們賺取萬貫利潤，卻讓公眾來承擔污染的成本。

這導致的其中一個後果是，牧業生產目前占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近15%，勝過全球交通運輸量所佔的比例。此外，肉類與乳品產量的增長未來10年主要來自工業模式，若此一增長趨勢與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的預測吻合的話，我們遏制氣溫升高到災難水準的能力將遭到嚴重破壞。

加州經驗值得引以為鑑

在上個月在德國波恩（Bonn）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COP23）上，部分聯合國機構首次針對農業相關問題（包括牲口管理）展開合作。從各方面而言，此一舉動是人們所樂見，尤其因為這將揭露存在於全球農業貿易的利益衝突。

為了迴避氣候責任，肉類與乳品行業長期以來一直在宣傳，為了食品安全必須擴大產量。它們說，與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牧民與印度的小規模生產商相比，企業能以更高的效率生產肉類與乳製品。

不幸的是，目前的氣候政策並未反駁此一敘事，有的甚至鼓勵增加產量與密集度。目前許多政策不但未制定行業相關排放總量的減排目標，反而鼓勵企業從每頭奶牛身上榨取更多牛奶，讓肉牛能更快地走上屠宰線。這促使動物被視為機器，能通過技術手段進行改造，實現以更小的投入產生更多產出，而完全忽視了此一模式的其他副作用。

加州的經驗很值得參考。州政府實施了全球首個控管農業甲烷排放的政策，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牛肉加工活動減排目標。但加州目前透過資助支持大型乳品廠（而非小規模、能永續發展的生產商）的計畫來解決問題。這樣的「解方」只會惡化該行業已相當不光彩的勞動與動物福利記錄，並加劇負面的環境與衛生相關影響。

政府的角色不可或缺

解決辦法確實是存在的。首先，政府可將公共資金從工廠化農場與大規模農商移轉到規模較小、較注重生態的家庭農場。政府還可透過採購政策協助建立在地產品市場並鼓勵更潔淨、更有生氣的農場經濟。

放眼全球，許多城市已開始為了解決氣候變遷而規劃能源方案。類似的標準也可以影響大都市的食品政策。例如，加大「農轉醫」（farm-to-hospital）與「農轉學」（farm-to-school）計畫的投資能夠確保居民形成更加健康的飲食習慣，並促進地方經濟，減少肉類與乳品業對氣候的影響。

乳業與肉業巨頭在豁免氣候責任的情況下經營了太長一段時間，若我們想要阻止全球氣溫上升、阻止氣候危機，消費者與政府就必須採取更多行動，創建、支持並拉拔有環境良心的生產商。這對於我們——以及地球——的健康都是好事一樁。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Meaty Side of Climate Chang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