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巴蘇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康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

世界銀行年度《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報告可能是被援引最多的出版物。它卻也是世界銀行最具爭議的報告，2017年10月《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8）發佈後，後續所產生的爭議達到了新高峰，部分批評指責報告含義模糊，玩弄資料，還受到政治操縱。

身為深度參與了2012—2016年間營商報告的作者，我一直沒有加入這場爭論。但如今，對營商報告指數和年報進行評論似乎是有意義的。

營商指數

熟悉這份《營商環境報告》是因為任職印度政府顧問，我從中尋找關於如何降低印度惡名昭彰的繁文縟節和官樣文章思維。因此，當我任職世界銀行，並獲知將領導《營商環境報告》團隊時，我就像是一位突然被任命負責廚房的飯店常客。

後來，我瞭解了關於《營商環境報告》的一切，儘管我有一些概念上不同的見解，仍對整個過程的完整性印象深刻。

「營商指數（DB index）」的目標是衡量各國創辦企業、獲得相關許可、獲得必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容易程度。它包括10個指標，每一個都依據許多的次級指標所產生。

所有次級指標根據固定規則加總後得出一個分數，決定了一國在190個國家中的排名，根據2018年的這份報告，紐西蘭和新加坡是全球分別排名第1與第2的營商目的地，厄利垂亞（Eritrea）和索馬利亞（Somalia）情況最糟，分列第189和190位。

指標的選擇

雖然不太喜歡營商環境排名中的某些指標，但我也不認為這是外界所指控的「玩弄資料（data rigging ）」。從我個人經驗出發，在帶領一個龐大的團隊負責搜集全球經濟資料的過程中，我可以證明，報告具多層次的「制衡機制（checks and balances）」。

然而，還是有辦法在不操縱資料的情況下影響排名。

不論是營商報告還是衡量GDP，任何大型的運算都會偶爾出現「概念性缺陷（conceptual flaws）」。例如，在首次進行營商環境報告時，我和其他團隊成員就曾因我不同意「高稅率一定不利於經濟」的假設，有過分歧。

畢竟，同樣的邏輯意味著稅率越低越好，最好是零稅率。但這顯然是荒謬的，即使忽略道德因素，極低的利率也讓一國更加容易面臨嚴重財政危機，財政危機對企業來說是一場噩夢。

當時採取了一些措施，進行了影響不大的小修正。

排名變化的內幕

儘管如此，認識到這些問題仍然帶來了一個兩難。不得不改變隨時間發生的變化基準絕非理想情況，但依靠已知有缺陷的假設也不正確，最終還是需要進行一些調整。對我來說，減少可能偏見的辦法是著眼於最終結果，直至我透過抽象推理判斷出必須進行哪些改變。

在2018年的《營商環境報告》中，兩項比較大的爭議是印度排名上升和智利排名下降。

2016—2017年間，印度從第130名上升至第100名。我尚不清楚關於資料的內幕，但我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如果一國決心要提高排名，可以專注於決定最終分數的十個指標，儘管我不推薦以此作為國家經濟戰略。

其次，排名的變化可以由一國相對另一國做了什麼決定，也可以由營商環境報告在某個年度所進行的衡量指標變化來決定。

比如，2014—2015年間印度從第142名上升到第130名，其間，營商環境報告團隊和我估算，在12個指標中，只有4個因為印度的改變有所上升，其他都歸因於營商數據指標方法的改變。

智利則在2015—2016年間從第48名下滑到第57名，目前排在第55名。其中值得關注的是，較高排名區間競爭非常激烈。在排名中彼此接近的國家指標的微小變化就有可能產生劇烈的升降。

但智利總統巴切蕾特（Michelle Bachelet）更加強調社會指標而非經濟指標也是事實。在我看來，這值得讚揚而非進行批評。我曾和巴切蕾特共同參與了世界銀行2018年《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教育篇，深知她是那種罕見的真正致力於改善社會福利的政治家。

營商指標不是全部

許多國家和政治領導人都犯了一個錯誤：將營商環境排名等同於「總體福利（overall welfare）」。但營商環境只衡量它明言試圖衡量的東西：營商的容易程度。這對於經濟來說當然很重要，但並非全部。

事實上，經濟學的第一課就教育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好東西都包含了「權衡（tradeoffs）」。更多國家只關注「營商」，而不顧其他福利指標，這才令人遺憾。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ABCs of Doing Business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