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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雷

●世界銀行前執行董事

●Blue like an Orange Sustainable Capital執行長、創辦人

●著有《金融能夠拯救世界嗎？》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10年是喧囂的10年。此期間世界沒爆發大戰，我們也或多或少避免了1930年代發生的經濟大蕭條錯誤包括保護主義抬頭、銀行倒閉、嚴厲緊縮和通縮環境。但是，隨市場緊張氣氛緊張拉高，這些風險只是被掩蓋，並未被消除。

創新金融工具僅被微弱監管

從某種程度上說，2008年金融海嘯的故事得從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說起。布雷頓森林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馬歇爾計畫、歐洲經濟共同體等項目支撐全球經濟復甦。儘管曾有冷戰（或者說，也許因為冷戰），它們仍然重新推動因二戰而陷入停頓的全球化。

全球化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期呈現停滯狀態，包括越南戰爭、美元停止兌換黃金、1973年石油價格暴漲，以及巨大的停滯性通膨浪潮都是影響因素。但隨後美國和英國經歷某種保守主義革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包括全面去監管化、貿易自由化和前所未有的資本帳戶開放再次獲得青睞。

這個重新設計的全球化進程推動全球成長和發展，但其影響分佈並不均勻，其所帶來的金融和經濟變化超過了法律和倫理的適應速度。後果尤其嚴重的是，創新性金融工具肆無忌憚，只受到非常寬鬆的監督和微弱的監管。結果，金融最終成為世界經濟的主人而不是傭人。

因為這一切，危機一爆發便造成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當下不斷增強的經濟復甦並未讓金融海嘯倒置的災難性金融體系信任損失獲得修復。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局勢發展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資本配置不合理阻礙全球發展目標

美國川普政府一直在鼓吹「美國優先」政策方針，最近更是對鋼鐵和鋁進口實施高額關稅。英國脫歐投票反映了類似的對全球化的反動。同時，國家領導的資本主義為中國經濟提供了自己的保護。

但新競爭模式、抵制貿易絕不是恢復各界對金融體系信心的方法。相反，我們需要重新控制金融業，以確保它服務於經濟而不是相反，這可以通過推動一系列基於世界共識的目標實現——首先就是2015年的三次重要會議所確定的目標。

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舉行的第三節發展融資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上，與會者為融資金流、可持續發展政策制定了經濟、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協調重點。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上，聯合國成員國正式通過了一項雄心勃勃的新全球日程。在巴黎聯合國氣候會議（COP 21）上各國同意將全球暖化導致溫度上升幅度，訂在前工業化水準以上2℃以內。

制定這些目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如果世界真正想要實現這些共同目標，就必須建立有效的融資機制，以能夠創造正確、激勵、合理的監管為支撐。目前，世界在這方面的進展仍然不足，資本配置的不合理就是明證。

不應嘴上說改革實際卻固守舊模式

相關利益者應該從長遠角度去考慮企業經營和投資策略。金融必須派上真正的用場，實現（在已有全球目標的指引下）朝向共同目標的進展，以及形成足夠財務報酬以確保進展可持續的需要之間的平衡。我們必須不斷強調、不斷實踐。沒有其他選擇。

在某些領域，對全球目標的承諾仍然不夠。以美國和巴黎氣候協定為例，美國已經完全撤銷了自己的承諾。但要想成功，所有人都必須坐上一條船。這其中包括多邊貸款人，它們需要改造舊工具，迅速開發新工具，以動員私人部門資本。

至於民間部門必須保持開放態度，以全新方針對待公司合作。嘴巴說必需改革，實際上卻死守過時工作模式，這非常不可取。

更廣泛而言，我們需要致力於確保技術好處可被共享。在這方面，我們應該遵循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David Lipton）的建議，超越流行的「OHIO」（自掃門前雪）方針，轉向要求更高的加州（CA）策略——「集體行動」。

前路坎坷。但這不是消極的理由。作為投資者、消費者、選民和公民，我們必須讓我們的聲音被聽見，以確保金融被用來增進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不僅避免另一場災難性危機，更能夠構建更好的未來。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Next Phase of Finan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