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與朋友相約再訪上虞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11年前的夏天，我曾去過一次。其實春暉真正的黃金時光很短暫，也就短短的3年吧，那時，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朱光潛、匡互生這些人都在這裡教書，他們與校長經亨頤一起將這所在剛剛誕生的鄉村中學辦得頗有生氣，給中國教育史留下了一支盪氣迴腸的插曲，他們的聲音不僅留在當時的《春暉》半月刊上，也註定會激起長久的迴響。

同行的友人周君隨身帶了我10多年前編的《過去的中學》，其中收有經亨頤1924年9月的演講《勖白馬湖生涯的春暉學生》，周君特別注意到經亨頤的這一番話：「我以為不論賄選，不論軍閥，為什麼弄到這步田地，終結一句要歸咎於人民自己放棄。何以使他們選可以賄，軍成為閥，在未賄未成閥以前，假使有共同嚴格的監視，何至如此。一般人民程度實在不夠，中等以上學生的知識階級，如其永遠抱著脫離政治自命清高的態度，反面就是放膽可以賄選，或比賄選更甚必軍閥更暴的行為，何妨任所欲為。」

他面對的只是一群天真爛漫的初中學生，但他希望他們將來成為敢於承擔的公民，不是在象牙塔裡求幸福的人，他說，「白馬湖不是避人避世的桃源，是暫時立於局外，旁觀者清，不受牽制，造成將來勇猛的生力軍的所在。」一個飽經世變的教育家，試圖傳遞給這些少年學子的價值觀就是要他們成為全新的社會基礎。他並不知道將來的中國還將經過遠比他曾目睹身歷的賄選、軍閥時代要嚴酷的時代，這些少年人在以後的歲月裡不見得能發揮多大的作用，但是從小在這樣的學校裡淘洗過，與這樣的校長、老師相處過，他們的人生仍然是有幸的。

今天這個時代，大概已不會有這樣的校長跟一班學生說這樣的話了，中學生也非當年的中學生，整個時代環境都已變了，思想控制之細密幾乎連縫隙也沒有了，做校長也是做官，教育家辦學的時代早已明日黃花。即使是一個懷抱公民理想的校長，面對中學生恐怕也說不出這樣一番話來。

彼時還是民國世界，賄選歸賄選，軍閥歸軍閥，白馬湖畔還可以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經亨頤在杭州的浙江一師風潮中雖被迫去職，離開了他多年主持的一師，但他還可以到故鄉來辦一所全新的中學，繼續他的教育夢。說到底，教育還有相對的獨立性可言，教育還是教育家的領域，至少自晚清以來他們還有用力的空間，哪怕退到了鄉村，也可以辦一所有聲有色的學校。學生乃至社會還是將教育視為莊嚴之事，入學是為求學，信賴校長、老師，而他們也可以將自己生平所思所學誠實地回饋學生，教育的風景還是一派天真可喜。

至少教育不是買賣，沒有那麼功利，升學的制度也沒有那麼細密，學校中還有自由的空氣，學生也有更多選擇的可能，並不是以考分為求學的唯一衡量標準。學校只是要造就人，要讓學生在一個開放寬鬆的環境中身心都得到成長，更有能力去承擔社會責任。經亨頤先生在演講中勸告學生不要指望走捷徑，要奠定健全的人生觀，並對社會事務保持關切之心，即使無力干預、發聲，至少是清醒、明白的，如果受過中等教育的學生都是一些糊塗人，這個社會可想而知。

就是這一次白馬湖之行，我在春暉中學的校史館前看到經亨頤校長的墓碑上，竟然掛著這樣一副紅布條對聯：

要揚學校威風  不可粗心答試卷

莫負爹媽厚望  又傳捷報是高分

還有一個橫批：

考試順利

紅布條大概是某個家長掛上去的。難怪有人說，今天中國的中學已沒有學生、只有考生，在現有的教育架構中，家長乃至整個社會氛圍都將考高分看作是唯一的追求，教育已被簡化為考試。只是他們的紅布條掛錯了地方，當然他們也不會知道經亨頤校長當年的演講，不明白他對教育的理解和對學生的期許。

更不必猜想，經亨頤要是知道墓碑上掛著這樣的紅布條，又會作何感想。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今天從事教育的大多數人已不大會追問這樣的問題，黨管一切，當然也管教育，教育的目的毫無疑問是為這個黨的繼續統治提供最好的被統治者，什麼樣的人最適合成為被統治者，就是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和獨立思考習慣的人，年復一年，現行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計要為社會輸送這樣的被統治者，所以掛紅布條的家長不過是千千萬萬家長中的一個，眾人的心思大體上是一致的，無非想讓自己的孩子成為更好的被統治者，這就是目的。但這已經不是教育。1924年，經亨頤在白馬湖畔絕對想像不出會有這樣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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