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安!暴力—香港四年來的暴力政治

盧斯達 2017年01月11日 07:00:00

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圖中)等人日前受邀來台訪問時,遭愛國同心會成員抗議、毆打。對香港人而言,暴力進入政治其實是近四年才發生的事。(攝影:陳品佑)

羅冠聰在香港和台灣受襲。暴力進入政治,在台灣歷史悠久,但在香港還是最近四年的事情。

 

親毛派在香港發起的六七暴動平息之後,香港進入暴力和政治的雙重冰封期。一般香港人的經驗是,只要不理會政治(不論是共產中國左派或者親國民黨右派),安份渡日、努力發奮,生活就會好,不知為何香港就會燈紅酒綠,不知為何自己明明不是做甚麼高尚職業,但每個月都有用不完的錢。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經驗。在這種經濟發達、士紳化的繁榮之中,「暴力」也被封印。由於鎮壓了六七暴動,香港的軍警治安力量,開始被信任,自然地成為了「暴力」的守門人。

 

香港人普遍信奉「和平」。每有爭執,香港人都會說:「不要先動手﹗動手就會吃虧。」的確,以前動了手,報了警,動手的通常都會吃虧。但最近四年,這個約定俗成已經瓦解。很多人出了手打人,但只要打著愛國旗號,不論是黑道中人、或者警察自己,打了人,都可以逍遙法外。梁振英在競選特首的時候,曾經與一班新界鄉紳和個別「江湖人士」,於流浮山的小桃園飯店食飯。而事實上不少新界鄉紳也與各路幫會糾纏不清。梁振英勝選之後,拿著一本拍紙薄、一張摺凳,要落區視察民情、聽取意見。很多人去示威,但同樣有大量的疑似江湖人士到場護駕,並且有毆打示威者的情況。

 

在2014年的占領運動期間,一般與傳統泛民主派不咬弦(不對盤)的市民,在金鐘占領點以外,打出了分庭抗禮的旺角占領區。有一晚,一架房車撞入人群,無人受傷,房車絕塵而去。又有一天的下午,大量黑社會成員洶群而出,拆掉旺角的帳篷、講台,飛沙走石,然後到了下班時間,大量市民迫回旺角,重奪旺角據點。占領失敗之後,又有幾場針對中國走私客的示威,作為對抗方,每一次都不乏江湖人士的身影。到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個別候選人的選舉街站也受到威嚇,而幫會也被確切動員起來針對某些候選人—例如鋪天蓋地張貼負面文宣。

 

梁振英在位的4年間,香港政治的暴力場面激增;政府屢次動員江湖人士助戰,有時是拋開了傳統的親北京陣營。在1997年至2012年,香港的二元對抗是虛擬的。一邊是親北京派,一邊是民主派,他們只是靠過一個殘廢的議會演戲,爭取選票,並不是真的深仇大恨。一些親北京派議員私下其實也跟民主派議員有私交。但梁振英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平衡。在上一次特首選舉,梁振英本來陷於劣勢,全世界都不看好他。即使後來北京的形勢改變,梁振英也是險勝,同時種下李嘉誠等財閥與北京的隔閡(他們支持的是來自財閥世家的唐英年)。因此,梁振英的人馬,動用傳統政商菁英的能力不高,於是扶植了大量屬於自己的私人、組織和打手。

 

羅冠聰受襲,「被港獨」,乃至被示威者打到焦頭爛額、被剝奪參選資格的梁天琦,還被《大公報》記者騷擾和毆打…不只是幫會被動員起來,連親中的喉舌傳媒,行事也越來越暴力化。而可笑的是,親中派和泛民主派這舊日的二元結構,也總是在呼天搶地,說香港人越來越暴力。通常民主派則會指控「本土派」很「暴力」。但他們不去了解,本土派或者其他人的反抗,只是一剎那反應的血氣;但親北京派的暴力,已經成為「一種經濟行為」。由於是經濟,就涉及了很多人的生計,他們會持續舉辦集會,以出席人頭向北京拿錢;敢打的,會襲擊知名人士的,就能謀取重賞。沒有事情也要搞出事情。

 

梁振英的4年即將結束,這個愛國暴力經濟將會持續下去,找新的主人,就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所以針對政治人物的暴力事件,可能急增,將來也不會消失。一個社會長期絕緣於暴力,是不健康的;因為他們將會分不清力量和暴力、自衛和侵略,會極為犬儒地拒絕一切,最後成為厭惡自衛和反抗的弱民族。

 

暴力政治對香港人來說,是天外來客,因為過去30年,他們在英國人的保護當中,一切dirty jobs都有英國的政治特務和指揮官代為處理。但暴力久了,就會像生水痘一樣,之後會有了抗體,成為我們邏輯的一部份,那是積極的。如果一直在無菌環境,不要說爭取自治甚至獨立,連一點血氣和即時的尊嚴都維持不了。帝國邊陲的人未必可以影響中心的決策,但他們可以令政策的執行成本盡量提高。暴力的確會引來暴力,但如果我們一概厭惡它,會連「使用力量」的意識都放棄,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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