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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既不是主席 也不值得尊敬

余杰 2017年01月20日 07:00:00
近來中文網絡上流傳著兩封給習近平的公開信,引起相當多議論。(湯森路透)

近來中文網絡上流傳著兩封給習近平的公開信,引起相當多議論。(湯森路透)

2016年12月,在中文網絡上流傳著兩封給習近平的公開信。

 

一封是署名爲「雷洋案被害人部分人大校友」的公開信,對當局宣判打死雷洋的多名員警無罪表示抗議,並希望習近平親自干涉此案。

 

另一封是由一群海外留學生起草的、題為《釋放權平同學、釋放被綁架公民、停止鎮壓並謝罪、暴君沒有未來》的公開信。權平於2012年畢業于愛荷華州立大學,曾為天安門和烏坎仗義直言,用明信片向被囚禁的維權律師送去關懷。9月30日,回國工作的權平在吉林省延邊市被中共警方秘密綁架,至今下落不明。

 

世代和身份(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食物鏈」中的位置)的差異,決定了這兩封公開信在語言風格、思維方式及價值立場上的天壤之別。這兩封信可以成為分析當下中國不同人群心態的典型樣本。

 

前者的起草者和簽名者多為70後、80後的人民大學畢業生——在所謂「改革開放」時代或「中國崛起」模式之下,這群人多多少少是既得利益者,是居有屋、食有魚、出有車的中產階級。像雷洋一樣,在一般情況下,他們不太會關心社會公義、政治民主這些「敏感」問題,不會輕易發表「負能量」的言論(人大被稱為「第二黨校」,大部分畢業生都進入體制,當然也出過極少數像劉賢斌那樣幾度入獄的異議人士)。但這一次,雷洋之死讓他們產生了「物傷其類」的恐懼,他們以共產黨的「自己人」或「同路人」的身份,鼓起勇氣發出了一封公開信。

 

後者的起草者和簽名者多為90後的留學生,他們生活在資訊自由流通的西方國家,接觸到更多關於中共政權的黑幕,對中共的反感和批判更全面和深刻。該信件起草者之一古懿,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解釋說:「作為異議留學生,我當然對『回國報效祖國』沒有任何興趣,因為我知道『祖國』在中國就是党國,我不會進入體制參政議政,但會通過體制外行動促進這種改變。權平說自己是『永遠的學生和公民、以推翻共產主義為己任』,這也是我們這些簽名同學的信念。」他們對自己的身份有著清晰的定位:不是共產黨的「忠臣」,而是其掘墓人。

 

習近平不是選舉產生的國家主席,中國也不再需要暴君

 

在關於雷洋案的公開信中,「部分人大校友」對習近平的稱呼是「尊敬的習近平主席」——這裡的「主席」大概不是指習近平擔任的軍委主席、國安會主席等「主席」,而是指作為國家元首的「國家主席」。而「尊敬」的定語,是官僚體系內人們稱呼「長官」時的慣用語,也是「必須的禮貌」——即便心中十分痛恨此人,也得有模有樣地冠以「尊敬」的冠冕;至於此人是否真的值得「尊敬」,則暫時存而不論。這是一種權力場域中的「潛規則」,或者是東方文化中特有的偽善。無論是真心相信還是出於自保策略,他們承認習近平及共產黨對中國統治的合法性,承認自己作為被統治者的身份和地位,也相信習近平和共產黨還有自我改革和更新的可能性。

 

每一件人權迫害事件,習近平及其團隊都難逃干係。(湯森路透)

 

「部分人大校友」的這封公開信,如海瑞上書進諫嘉靖皇帝那樣,苦口婆心地勸說習近平愛民如子:「雷洋一案,偵查定性與處理結論明顯相左;朗朗乾坤,天子腳下,此案處理根本性錯誤完全顛覆了民眾對政權、對法治的基本信仰,小至為警權濫用、大至為動搖國本,埋下不可逆轉之禍根。」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裡居然未加引號地使用「天子腳下」一詞稱呼北京。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一百零五年了,難道北京還有九五之尊的「天子」嗎?若沒有「天子」,何來「天子腳下」這一稱謂?可見,在這封信的起草者和簽名者心中,習近平就是坐在紫禁城龍椅上的新皇帝。這些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仍不能習慣於過沒有皇帝的生活,有了皇帝他們才心安。他們生活的北京城,若能與「天子腳下」的地位掛鉤,他們就具有了「高等華人」的榮耀。這種榮耀的背後是一種「帝都人」的心態:只要雷洋案不發生在「天子腳下」,我們就可熟視無睹;那些窮鄉僻壤之地,即便路有凍死骨,也與我們無關。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關於權平事件的公開信(迄今為止,已有五十八人簽名,其中包括九位中學生,及四名身在中國的大學生)中,則直呼收信人的名字「習近平」。信件的起草者和簽名者並不認為習近平值得「尊敬」,也不承認其「主席」的身份。正如古懿所說:「我們共同致信習近平,以公民的身份要求他釋放權平、譴責他對良心犯的迫害。但我們不是在請願,因為習近平不是一個被選舉出來的合法領袖,而是中共暴力篡國成果的繼承人,我們徹底反對非法的党國政權和它延續六十多年的暴政。」這是一種與暴君和暴政決裂的姿態。

 

如同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說出「皇帝什麽也沒有穿」的孩子,這份公開信說出了習近平是一個毫無統治合法性的暴君的事實。此前,雖然很多人在心靈深處偶爾閃過類似的念頭,但極少有人敢於在公共空間中作出如此直率地表達。習近平早已不可救藥,這群九零後的學子們不將習近平及中共政權當作談判對手,他們理直氣壯地宣告說:「我們,作為被你虧欠的人民,要求你停止法西斯式的迫害,釋放權平以及所有其他被你綁架的公民,並向那些被虐待者和被殺戮者謝罪。良心犯們昂首挺胸地走上你的法庭,你將來能不能不需攙扶地走上歷史的法庭?我們矢志奪回自己作為公民的未來,也希望你不要譜寫你自己作為暴君的未來。」

 

不是捨命進諫,而是宣讀判詞

 

這兩封公開信對中共政權的性質及其司法、員警機構的性質的認識也截然相反。在關於雷洋案的公開信中,「人大校友」們如是說:「習主席,中國改革開放已近四十年,依法治國理念漸深入人心。雖歷史積重,司法體系為推行依法治國可謂殫精竭慮。」字裡行間充斥著陳腐的語言及其背後體制內的思維方式,有一種捷克作家克裡瑪所說的「陰溝裡的氣味」撲面而來。

 

中國的司法體系真如信中所說的那樣「為推進依法治國可謂殫精竭慮」嗎?日前,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黨組擴大會議上要求堅決抵制「西方錯誤思潮和錯誤觀點」的影響,堅決與西方的「司法獨立」、「三權鼎立」劃清界限。換言之,中共推動的有限的司法改革,以不能威脅到黨的權威性、黨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及其賴以存在的制度結構爲前提。習近平上臺之初信誓旦旦地宣揚的「依法治國」,早已被他自己及其走卒的知法犯法、胡作非為所擊碎。中國的司法體系早已淪為黨國的鎮壓工具和極度腐敗的強力部門。

 

這封公開信又說:「習主席,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您有義務與擔當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對此,評論人綦彥臣諷刺說:「集體抗議不但變得十分滑稽(將公開信弄成勸進表),而且,抗議不果(雷洋家屬與警方和解),它在邏輯上說明這是一次血酬事件。」一個明明可見的事實是:習近平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有義務和擔當帶領中華民族(這本身又是一個偽概念)走向富強民主文明。作為紅二代代表人物的習近平,其使命是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也就是說,讓主人永遠是主人,讓奴才永遠是奴才。奴才怎麽能奢望跟主人平起平坐呢?

 

而在關於權平事件的公開信中,更年輕一代的學子們不再扮演苦情戲,不再用哀求的口吻與當權者「溝通」。公開信直接譴責習近平是人權迫害案件的元兇:「習近平……作為極權體制自封的核心,你難逃迫害權平的責任。你的父親曾贊成言論自由,提倡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你對批評者的不容忍,讓你父親的名字蒙羞。」這些年輕學子走出了兩千多年來中國士大夫「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奴性思維,走向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他們深知,貪官、酷吏都只是皇帝藉以摧殘公民社會的工具,僅僅反對貪官和酷吏是不夠的,必須直接反對皇帝崇拜和皇權文化。

 

這群年輕的中國留學生擲地有聲地指出:「習近平,我們寫這封信的時候又是一個新年。你和家人們將呼吸著沒有霧霾的特供空氣、享用著不摻水的特供美酒慶祝過去一年的亮劍,良心犯們卻遠離親人在牢籠經受老虎凳、睡眠剝奪、蒙頭毆打等酷刑。極權體制的全部罪行不應由你一人承擔,但作為政權的首腦和鎮壓的總司令,你必須為正在流淌的鮮血和淚水負責。」習近平不能將多如牛毛的「國家犯罪」行為歸咎於手下,而使自己逍遙法外。每一件人權迫害事件,習近平及其團隊都難逃干係。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習近平就是爬上最高權位的、中國版的艾希曼,是漢娜·鄂蘭所謂「平庸的邪惡」的典型代表。他那肥胖的身軀、滿臉的橫肉、粗俗的言談舉止、不得體的西服,都顯得比艾希曼的檔次還要低。不單單是納粹時代才會有艾希曼式的人物,這種人物遍及各種形式的獨裁國家。德國心理學家漢斯-約阿西姆·馬茨在《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一書中指出,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東德,「暴力披著法律、秩序、審判和命令的外衣,利用具有蠱惑性的意識形態進行包裝」,警方的粗暴行為、政治跟蹤、迫害持不同意見者、迫害少數民族等,成為「保衛社會主義和祖國的最高榮譽」。但是,總有一天,這些惡行將來必定會被清算、被審判。

 

心存幻想的中產階級過於自信地認為,保障中產階級的利益是中共確保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湯森路透)

 

中共不是可以談判的對象,青年一代以顛覆中共統治爲使命

 

在雷洋案的那封公開信中,「人大校友」們發出懇切的呼籲:「習主席,請以史為鑒,力挽司法腐敗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的狂瀾,還中華民族以清明國風!雷洋案,請啟動特殊程式予以徹查!還被害人以公正,還民眾以信心,促大局以穩定!」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們理所當然地使用中共創造的奧威爾式的「新語」——大局、穩定。對於這兩個詞彙的內涵,中共的定義跟中產階級的定義肯定大不相同。

 

那些心存幻想的中產階級過於自信地認為,保障中產階級的利益是中共確保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他們以此爲籌碼,向當局喊話和談判。然而,中共當局卻認定,穩定乃是靠軍隊(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和員警(習近平所說的「刀把子」)來實現的。在沒有掌握足夠的「槍桿子」和「刀把子」時,共產黨不得不跟「敵對勢力」(如國民黨、蘇俄、美國)展開談判;但當共產黨手上有足夠多的「槍杆子」和「刀把子」時,立即撕毀契約、殺人不眨眼(如反右、六四屠殺等)。共產黨的「大局」和「穩定」,歷來都是靠殺人來實現的。

 

評論人綦彥臣統計,在關於雷洋案的公開信的327名簽署人當中,有25人是法學或法律專業畢業生(未計專門法學習者),25人中更有1989年以前完成學業者六人。然而,這些法律人「從未對立法惡意問題進行過法理學批判」。將雷洋淩虐致死的員警被放縱,是有法律依據的:「無論是怠忽職守罪還是濫用職權罪都量刑畸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怠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從立法目的上,它們已經設置了偏袒公職人員的功能,以換取公職人員對體制的忠心。」然而,「部分人大校友」的這封公開信不敢戳破這層薄薄的窗戶紙,不敢斥責中國的憲法和法律是惡法,卻一廂情願地希望中共對此案「啓動特殊程式予以徹查」。在員警殺人之後仍得以逍遙法外的案件中,雷洋案絕對不是第一起,也不會是最後一起,若不推翻惡法,難道每次遇到類似的案件,都要「啓動特殊程式」嗎?

 

在權平案的公開信中,我看到了「暴君必亡,暴政必亡」的宣誓:「習近平,你曾感歎在鐵幕崩潰時的莫斯科‘竟無一人是男兒’。你說的是齊奧塞斯庫那樣的男兒嗎?他的確向人民扣動了扳機,但子彈拐了彎吞沒了謀殺犯自己。暴君親手鑄就了自己的毀滅,他不是第一個,恐怕也不是最後一個。」當然,讓習近平心驚膽戰的,還有利比亞獨裁者卡紮菲橫死街頭、血肉模糊的畫面。像艾希曼那樣接受法庭漫長的審判,對習近平而言,或許是一個相當幸運的結局。在今天的中國,由於仇恨不斷積累(包括雷洋案、賈敬龍案,都在迅速地積累仇恨情緒),當舊政權崩潰之時,極有可能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那麽,習近平能否倖免於難,亦在未定之數。

 

前一封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公開信,習近平和中共方面根本不屑一顧。他們會像賈府對付焦大那樣,將其嘴中塞滿牛糞,放肆的家奴,只配得到這樣的待遇。而後一封如匕首和投槍的公開信,習近平和中共方面如芒在背——他們派員警騷擾起草者在國內的家人,他們安排香港的粉紅色媒體聲討、咒罵。他們甚至不敢接收從郵寄去的紙本信件:2016年12月8日,該公開信的起草者和簽名者中的澳洲留學生張樹人和易松楠,通過快遞方式將信件送往習近平辦公地「中南海」。他們特意在信封上標注「海外愛國留學生」。公開信發出後,發信人通過投遞跟蹤查詢,該快件於三天後到達北京,14日顯示被要求退還。退回澳洲的快件包裝完好,說明中南海根本沒有打開。這裡面又沒有炭疽病毒,他們究竟怕什麽呢?是言辭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是價值的力量,讓習近平及其走卒成了縮頭烏龜。

 

這封信就是習近平的喪鐘。權平必將獲得自由,而這群勇敢的海外留學生也必將回到自由的中國。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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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習近平 雷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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