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人體測量學家的集體假設，到現代心理學家的司牧權力，心理測驗一向是一種權力的表述。心理測驗為人類的情緒、行為和智力等制定正常範圍，將超出範圍以外的對象界定為異常。這種權力遭上個世紀的人類濫用於歧視、隔絕、甚至淨化其他同類等作為。

心理測驗也是一種希望的表述。從蘇聯到美國等國，許多人都將心理測驗視為促進社會正義的方式。數個世代的心理學家孜孜不倦地修正心理測驗、克服偏見，希望藉此幫助人們跨越階級與社會不利。

許多作家喜歡強調心理測驗的悠久歷史，並依照他們的論點或目標對象引用相關參考資源，從聖經到西元前2000年的中國經典。然而，第一個據信可客觀且科學地衡量心理特徵的測驗為頭顱測量法。其源自18世紀，主張藉由衡量頭顱來判定腦部的大小，進而推論智力程度。到了18世紀末，這項理論進一步發展為骨相學，依據人的頭顱形狀來測定大腦哪些區塊發展最成熟，並假設大腦區塊可受測定並解讀為語言、慈愛、自尊與音樂天分等心理特徵。

隨著骨相學日益盛行，學者也開始運用心理測驗，其中的先驅為約翰．卡斯帕．斯普爾茨海姆（Johann Gaspar Spurzheim）。這位在英法兩地享有盛名的骨相學家於西元1821年主張心理測驗可用於識別罪犯的後代是否也具有犯罪傾向，再將他們從社會中剔除。自此，骨相學有了清晰的發展形式。據研究，北歐的白領階級男性最聰明，不僅個性鮮明，智力也出眾，而其他民族（從歐洲的勞動階級到非洲殖民）則被判定為不知節制、暴力和愚蠢。如此的推論到了19世紀在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愛爾蘭獲得了印證，並使愛爾蘭人飽受批評。英國知名骨相學家喬治．孔姆（George Combe）根據自己的研究，宣稱愛爾蘭天主教徒生性「粗俗、低賤且無知」，但這無疑也同時向對當時天主教徒解放運動憂心的讀者們表示，這些特徵意味著愛爾蘭將永遠無法挑戰種族優越的英國統治者。無可避免地，骨相學還是染上了政治色彩，而這種偽科學認為富人有權控制窮人，歐洲帝國有權統治全世界。

骨相學式微之後，新一代的心理測驗開始崛起。這類的心理測驗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的頭顱測量學，需要受試者實際對刺激物做出反應，而不是光在頭顱上敲敲打打進行測量。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為頭顱測量學的擁護者之一。他是一名人類學家和統計學家，不僅發明狗哨，還設計了弧－圓－圈方法以分析指紋，並創造了優生學一詞。1884年，高爾頓於倫敦的南肯辛頓博物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今日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前身）舉行的健康展區（Health Exhibition）中成立了「人體測量實驗室」。參觀者只須付3先令的入場費，就可接受從呼吸吐納以至反應時間等各種生理測量。雖然高爾頓成功引起大眾對於心理測驗的興趣，但也同時認知到這些測量未能掌握「感覺的敏銳度」。至1890年代實驗室結束為止，總計測量過9000多人。之後，世界各地類似的實驗室也相繼成立，推廣心理測驗、狗哨和優生學。

1904年，法國公共教育局委託自學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協助學校辨別具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比奈設計了一系列衡量學童「心智年齡」的測驗題目，如果學童得到的分數低於標準，即代表他們需要特別輔導。

根據比奈所設計的教育發展評估測驗，德國心理學家威廉．史登（William Stern）主張這套測驗也可用於衡量智力，從「心智年齡」發展出「智商」（IQ）的概念，將心智年齡除以生理年齡再乘以100即為「智力商數」。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社會對於心理測驗抱持存疑的態度，美國卻不是如此。戰前，亨利．高達德（Henry H. Goddard）將比奈的作品譯為英文，引進全新的計分系統，並使用「笨蛋」和「低能」指稱「心智年齡」與「智商」異常低的人。儘管軍方對心理測驗有所戒備，甚至有一位將軍稱之為「心智干預者」，不過到了1918至1919年間，心理學家羅伯特．耶克斯（Robert M. Yerkes）與其他美軍心理學家仍依據高達德的方法評估超過110萬名士兵。

如同之前的骨相學與人體測量學，智力測驗發現來自富裕白人家庭的兒童智力較其他兒童來得高，不同之處則在於其對美國立法造成直接性的影響，引發法制、社會及文化等方面的歧視運動。1912年，高達德建議應隔離屬於「低能」類別的人並禁止他們生育，其他人則不受影響。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共有15州通過強制優生絕育法律，到了1937年，已有33州同樣通過立法。最終，統計1907至1970年期間，美國共有約6萬名「心智缺陷」的人遭到絕育。1920與1930年代，從丹麥到瑞士等西方國家均陸續制定相似法律，其中當然也包含於1933年立法淨化的德國。

優生學運動受到美軍戰時心理測驗的大力推動，這些測試以衡量人類本有智商為名，但卻是由中產階級的白人所設計，且根據設計者認為明顯的文化表徵為標準。如你所預見，不熟悉這些文化表徵的族群（如外來移民）在智力測驗中的表現大多不佳。1912年，高達德受委託對美國紐約艾利斯島（Ellis Island）的新住民進行測驗，結果測得「83%的猶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義大利人與87%的俄羅斯人皆屬『低能』」（註１）。數年後，美國針對軍方智力測驗所做的分析進一步解釋了測驗的概念：「一方面我們可以知道北歐種族的分布，另一方面也能了解美國黑人的分布。」而這些測驗不只區別了血統或種族背景的人，也顯示美國勞動階級具有低度智商。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徵召的1100萬名新兵當中，工業與農業勞工占了大多數。據其智力測驗結果，美國白人的平均心智年齡為13歲，而黑人士兵更低。雖然這引起某些大眾質疑心智年齡測量的準確度，但哈佛心理學教授威廉．麥道格（William McDougall）等人卻尖銳質疑「美國有民主的本錢嗎？」這類「科學」的種族主義不只出現於美國，就連1925年的一項英國研究也發表了相似的論述。高爾頓的兩名學生瑪格麗特．莫爾（Margaret Moul）與卡爾．皮爾森（Karl Pearson）指出，超過57%的猶太裔俄羅斯與波蘭移民的後代可歸類為「遲緩」、「愚笨」、「非常愚笨」或「心智不健全」。他們的研究結論為：「如果一個優越種族可能因為自身的高等文明而遭到欲從中圖利的大量低劣種族移民所拖累，那麼其致力於立法的動機不就不言而喻？（註２）」

到了1920年代初期，愈來愈多歐洲國家採用心理測驗。一些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如曾於1915年發表「彈震症」（註３）首篇相關論文的學者查爾斯．山謬．邁爾斯［Charles Samuel Myers］）即致力擴展心理測驗的社會角色。這些學者透過英國國家工商心理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針對各大企業及學校提供求職者與學生測試方式的建議。全球各地的學校與教師均欣然接受這些建議，嘗試利用標準化的測驗評估學生的天賦。某些人認為心理測驗也許能夠為富人與窮人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也有些人冀望它能成為維持國家、種族與階級分界的科學依據。

然而，這股熱潮帶來的不只是智力測驗。繼伍德沃斯個人資料調查表（Woodworth Personal Data Sheet，PDA）在一戰期間於美國成功推行後，人格測驗於1920與1930年代蓬勃發展，且於1920年代逐漸複雜化。在此之前，個人資料調查表多包含「你是否曾認為自己沒有男子氣概？」這類問題，天真地假設受試者都知道「男子氣概」的意思且會誠實作答。1920年代之後，心理測驗則發展出較為具體的問題和具參考依據的答案。此後數十年，各種人格測驗紛紛問世，有些問題冗長繁瑣；有些則像洛溫菲爾德拼鑲測驗（Lowenfeld Mosaic）一樣，可供受試者探索圖像或情境表達的情緒或意義；也有一些為向受試者呈現圖像或刺激物以讓他們「投射」其意義的「投射性」測驗，其中最著名的應屬1921年發表的羅夏克「墨漬」測驗。

此外，1921年，佛洛伊德的門生卡爾．榮格（Carl Jung）發表《心理類型》（Psychological Types）一書，開啟了新的論辯議題。他主張從知覺、直覺、思考或感覺等識別主要心理功能的可能性，並結合內向或外向性格的判定以辨別人格「類型」。榮格的理論成功引領思潮，使得21世紀無數名心理學家前仆後繼地摸索基本人格類型的界定。某些心理學家劃分了數千種人格類型，某些則僅將人格概分為五種。由於缺乏一致的模型，人格測驗未能如其他形式的心理測驗一樣普及。雖然如此，其仍深入臨床心理學的範疇，提供診斷與治療方面的助益，尤其是投射性測驗。

1920年代與1930年代早期應屬心理測驗發展最興盛的時期。許多知名學者認為這些測驗可以促進甚至革新人類社會。他們主張如果人類的智商而非教育可經由測驗量定，那麼生活貧窮卻智力出眾的人們就有機會攀升至社會上層，擊敗智能低落卻衣食無虞的族群。這樣的觀念在前蘇聯的社會中尤其強烈，一些當地的心理學家希望能藉此創造無產階級文化以及他們相信將出現於後革命社會的「全新人」。其他如美國等國家的心理學家則主張若能識別並滿足具有學習障礙或擁有高智力卻飽受環境所苦者的需求，也許就能大幅減少犯罪與貧窮的問題。至於英國，陶尼（R. H. Tawney）等左翼教育學家大力提倡智力測驗，認為其可用於挑戰貴族階級與貴族學校出身的中產階級等族群的優越地位。許多英國左翼人士和蘇聯一樣， 認為智力測驗可促成一個適才而用的社會。

如你所猜想，心理測驗的興盛期未能長久持續。如同西方社會，前蘇聯的勞動階級、農民與少數族群在許多心理測驗中的表現均不如都市人、知識分子或中產階級。因此，社會對於共產主義的心理學家也開始產生偏見，質疑他們可能因中產階級的背景與欠缺完善的訓練而做出不當判讀。1936年，前蘇聯禁止對兒童實行心理測驗。基於相同原因，1930年代晚期英國地區也開始有許多平等倡議團體反對心理測驗。同時，法國也有許多學校拒絕實行比奈的學童心智年齡測試，一方面是受外界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避免心理測驗凌駕教師的教學角色。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心理測驗又有了發展的契機。得力於兩次大戰期間工業與職業測試的發展，心理測驗被當作戰爭的有力工具，用於根據陸海空三軍士兵的技能、智力與人格特質以評估和分配任務。各國廣泛運用智力測驗，但由於大部分的德國人對優生學的理論感到厭煩，因此並未像一次大戰時期一樣推行歧視政策。

戰爭結束後，儘管心理測驗仍持續受到歡迎，但其類型的發展逐漸趨緩。雖然大多數民眾受集中營的殘忍內幕所震驚，因而摒棄心理測驗的優生學與種族主義元素，但仍有一些人從未完全拋開這樣的觀念。1960年代末期，好幾位英美科學家均在著作中提出黑人天生智商就比其他種族來得低的理論。1972年，諾貝爾獎得主威廉．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甚至提議推動「絕育補助計畫」，若在智力測驗分數低於100的人自願絕育，就能獲得1000美元的獎金。贊成此種理念的不只蕭克利一人，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尤其在北美地區）均接受先鋒基金（The Pioneer Fund）等組織資助，提倡優生學與遺傳學的概念。

自1930年代開始，心理測驗受到多方輿論的批評。由於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智力測驗又再度普及，因此其遭受非難的情況至1960與1970年代更加嚴重。大眾強烈撻伐心理測驗，從新種族研究的根本意識形態到一般心理測驗的可靠性，無一倖免。1970年代中期更形成一股洶湧思潮，推翻席瑞爾．柏特（Cyril Burt）理論的著作傾巢而出。柏特是一位英國教育心理學家，曾任英國心理學會（British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會長及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優生學教授（學生包含高爾頓），因對於心理學界的卓越貢獻而獲頒騎士勳章。這些著作質疑柏特身為智力遺傳理論的頭號擁護者，一直以來都錯誤解讀了重要文獻、偽造研究結果，甚至憑空杜撰共同研究的學者。種種爭議都為智力測驗領域蒙上了一層陰影。此外，人格測驗也飽受指謫，多本具影響力的著作主張人的行為受到社會與環境所形塑，無法由受控情況下進行的制式測驗所預測。

儘管遭受各方批評，心理測驗到了1980年代中期空前絕後地流行，至此五大人格模型（Big Five）理論逐漸成形。多名心理學家一致認為人格可分為五個基本因素：外向（Extraversion）、和善（Agreeableness）、嚴謹（Conscientiousness）、情緒穩定（Emotional Stability）與經驗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這五大人格因素構成了人格測驗的運作模型，使其於1990與千禧年代在臨床與職業評估方面獲得前所未有的廣泛接受度。發展至今，心理測驗已十分普及，廣泛應用於各大學校、求職面試及醫療診斷。更別說是我們常在雜誌、網路與社群媒體上看到的無數種仿心理測驗，供讀者測試自己與哪位名人、哪種動物最相像或是具有哪種政治理念，以作為廣告商等業主的參考資料。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心理測驗演變至今似乎不再具有威脅性也無法帶來太多希望，單純成為日常生活中測度與比較的娛樂消遣。唯有透過測驗結果的關聯分析，心理測驗才能發揮影響力、持續發展，否則便會失去區辨正常與異常的功用。無論如何，心理測驗都是一種人類探索自我與他人的有效方式。

（註１）里昂．卡明（Leon J. Kamin），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Routledge（London, 1974），第 16 頁。

（註２）卡爾．皮爾森（Karl Pearson）與瑪格麗特．莫爾（Margaret Moul）， ‘The Problem of Alien Immigration into Great Britain, illustrated by an Examination of Russian and Polish Jewish Children’， Annals of Eugenics，Vol. 1，Issue 1，第 16 頁，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University College，London，1925。

（註３）某些經歷一次世界大戰士兵於戰後出現的創傷症候群。病患可能會出現失眠、無法行走或說話，以及過度驚嚇等症狀。

※本文摘自《讓你更了解自己的心理之書：專業又有趣的心理遊戲、心理問卷與心理測驗發展史》，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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