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台灣社會繼續為各式各樣的紛擾躁動著。「一例一休」震盪未平，緊接而至則有「年金改革」近身交鋒（另有反同、挺同之爭／司改辯論）。在戰場齊開，執政滿意度低檔盤旋之際，內閣於焉小幅改組。但整個社會已從族群、政黨對立，走入階級、職別，乃至價值立場的拉扯。在外有國際局勢變動交逼，內部諸多環節看似皆停滯不前下，此刻台灣依舊漫溢著令人沮喪的氣息。

而既然政黨輪替已若常態，且被視為社會革新手段的同時，卻又未見因之而來應該製造出的前進動能，反倒有大家都持續僵在原地的現象。於是多有學者意欲指出病徵緣由，包括台灣顯然也避免不了民主國家受到極化多元主義（polarized pluralism）衝擊的影響，導致了內部高度分化與對立；以及出於台灣憲政設計的缺失，無疑已造成政府權責互為掣肘；另外也可能是因為國會功能不彰，致使民主跛腳。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的確都不離要害。但這個社會很有可能還別有隱疾，且長年因為遭到忽略而病況加劇。2011年，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家麥克斯（Max Roser）曾提出一項研究，其中有份針對不同國家進行的問卷調查，問及「你是否同意你周邊絕大多數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毫無意外，問卷回收的結果，呈現了相當顯著的跨國異質性，一邊的極端是位處北歐的挪威、瑞典、芬蘭，分別皆有60%以上的人同意這個說法，另一邊的極端則發生在哥倫比亞、巴西、厄瓜多和秘魯，這些國家平均只有10%的人對此持正面意見。台灣也在這份調查之列，2014年的統計，卻只有29.64%的台灣人覺得周邊絕大多數人是值得相信的。

麥克斯的這項數據調查，看似軟調，實則有其背後嚴肅的分析價值。因為他進行調查的動機，源頭實為美國社會調查機構（GGS：General Social Survey ）自1972年來所做的長期研究，其中發現50年來美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每下愈況，影響所及，就是近代美國政府也是史上獲得人民信任度最低的政府。回推被稱之為現代國家典範的北歐社會，其所奉行的民主精神，除了落實在制度本身外，更是建基於社會彼此的高度信任感之下，因此特色，遂讓他們的官僚制度能更為直接有效率，那是無需採行極權（威權），亦能達到社會進步，且更為良善的方法。

較之美國和其他社會信任度低的國家，北歐的效率來自於省下了因彼此猜忌、懷疑、防弊必須額外付出的交易費用和時間，也少有人需要花大錢聘請律師擬合約和打官司，可以不用隨時擔心有人想扯你後腿，那使得社會運作一切變得相對單純便利。

根據麥克斯的研究，「人我之間高信任度」的社會，將有助提高集體和平決策的能力，也就是提升公民參與的質量，並且使得不同利益團體的發言權、問責機制，以更健康的方式進行，最後促成內部的政治穩定性。另一高度連結的正相關，則是「人我之間高信任度」的社會，於統計圖表上的落點，多是國家GDP表現優異，以及人均收入較高的社會。

若以北歐國家為例，信任度高，以致GDP和人均所得表現良好，其實是互為因果。至於信任感的起始，就專精北歐的英國學者Michael Booth的說法，即來自於你知道鄰居跟你一樣，會守相同的規矩、繳納該繳的稅，且願意透過集體犧牲的方式，創造愈加公平的環境，因而生病的時候大家可以獲得一樣的治療，上品質相近的學校，內心不分年齡、性別、財產、家族背景和信仰，彼此皆能獲得同樣的機會和安全網。

某種程度，在機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驅動下，我們似乎習於偏重純粹量化的社會競爭力數據，而過度輕略一個具有競爭力社會的真實內在。麥克斯的研究非最近的發現，卻仍受用於今天人我失去信任，對執政機器失去信心的台灣。「同意周邊絕大多數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正為民主國家效能的基礎（信任感同時也來自透明度），且是遠比極權政治造就出的冷酷效率，更值得為文明人類嚮往追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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