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的民主社會，往往會出現一種政策訴求的模式，就是打著某種權利的名義，直接要求別人必須要有特定的作為或不作為。比如說，「我們有生存權，所以要在幾月幾號之前買多少疫苗給我們」、「如果某項工程不廢除，就是侵害我們的環境權」，諸如此類。

不是說這些權利不重要，它們當然重要，但「肯定某項權利」是一回事，「權利一定要透過某項具體措施來實現」則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的距離很遙遠，需要進一步的法律依據或論述說理來支持。如果僅靠一個抽象權利的名義，就直接對別人需索特定的作為或不作為，在很多情況下，都未免跳得太大了一點。

況且，權利的實現必須付出成本，成本必須有人負擔，而且沒有人能負擔無窮無盡的成本。如果純就個別權利作假設性的討論，那當然是權利保障越充分越好，但現實世界絕不可能用這種方式處理事情。

原因很簡單：在現實世界中，人們面對的並不只是「一項」權利，而是「不同人」的「不同」權利。在相異的權利之間，彼此會有所衝突，實現權利所需的資源也會互相排擠，不能抓著個別權利的名義推到極端。某甲的權利，往往就是某乙的負擔。抽象的「權利」從來都不是問題，要優先實現誰的權利？實現權利的代價有多大？誰來為權利的代價買單？這才是問題。

總之，值得追求的價值，絕不是只有一個而已。資源有限，理想無窮，到頭來，終究必須在許多值得保障的權利之間權衡取捨。不論再重要的權利都不例外。舉例而言，生命權重不重要？重要。每年死於汽車事故的人多不多？多。但若打著保障生命權的名義，就要求所有人棄用汽車，徹底消除汽車危及生命的風險，正常人大概都會覺得不太對勁。可是，類似這種「宏大風格」的權利訴求，在當代的民主社會卻日益滋長。

這種訴求方式的基本要訣，就是把個別的抽象權利從具體社會脈絡抽離，打著權利的名義逕自提出包山包海的主張，要求其他人（不論是政府或私人）遵憑辦理。至於提出來的主張到底跟權利的實現有多大關聯性？權利實現是不是一定只能用這種作法？這種作法代價有多大？在所不問。於是乎，權利訴求的範圍也就隨之日益擴張。

然而，即使這種方法可以產生出五花八門的權利訴求，卻沒有辦法解決權利的「實現」需要消耗成本的問題，更無法解決不同權利的「衝突」需要權衡的問題。換言之，即使一味擴張權利的「訴求」，權利的「實現」也不會相應提升，反倒很可能會讓權利出現實質上的貶值。這跟濫發貨幣並不會讓人人發大財，反而會造成貨幣貶值，是一樣的道理。或許，可以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權利的通貨膨脹」。

只要掌握這套通貨膨脹大法，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對抗權威的人權鬥士。不過，這類「速成人權鬥士」通常只會在高度自由化的民主國家對抗權威，對於威權國家往往就安靜很多，至於碰到極權國家的時候，批判精神更是拋到了九霄雲外，甚至會反過來要求民主國家應該配合極權國家的步伐。就像有些「進步人士」會號召民主國家應該跟極權國家攜手合作，以求「防止氣候變遷」、「實現環境人權」。

這彷彿是在昭告世人：越是不在乎人權的政權，就越有資格主導人權應該如何實現。說起來，這也真是當代民主制度下的一種奇觀。

※本文經作者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泛道德化的誅心之論​」，原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