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皆知，生病要找醫生就醫，而且要找對醫生，才能對症下藥，就如一個牙痛病人不會去找骨科醫生看診。然而，長久以來以律師為主導的司改，卻宛如面對一個多重癌末的病人，卻請來一群醫術精湛的整形外科醫師會診，縱使每位醫師都是華佗再世，也難以期待能起死回生。、

量刑不符人民期待

以現今嚴格的刑事訴訟法程序，證據調查的嚴謹，誤將無罪之人判為有罪之機率已微乎其微，以法務部之新聞稿觀之，檢察官起訴後之定罪率在9成6，無罪率在百分之3，而一名檢察官一個月所收新案之中，偵結後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約僅3成（其餘為罪嫌不足不起訴處分、撤回告訴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或職權不起訴處分等），亦即每100個新案中，可能被判無罪之案件為0.9件，而司法之不被人民信任，不在於這不該被起訴判刑的0.9件，而在於處分掉的6、7成案件及起訴後判決有罪的案件量刑是否符合人民之期待。

於是我們看到殺一個人不會被判死刑、運輸毒品認罪可以得到緩刑、詐騙無辜民眾的詐騙集團，繳個罰金就可以逍遙拿詐騙所得過日。司法是正義最後一道防線，在民眾心中，卻成為「法律只保護壞人」、「一審重判、二審輕判、三審豬腳麵線」的奇特景象。只要做個問卷調查，相信多數民眾對於司法不信賴的原因，不在於這極少數誤遭判決有罪的案例，而在於每天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大小犯罪，卻無法讓行為人得到該有的制裁。

過度重視被告的人權，將刑事司法導向服務業，結局就是漠視被害者的人權，導致民眾對於司法的信賴感越來越低。當鎂光燈不斷聚焦該如何為被告爭取權益時，似乎宣告所有的犯罪被害人「是你們自己活該倒楣被害！」。此外，過低的犯罪成本，引發的是更多的犯罪。民眾或許不知，在臺灣特殊的定刑制度底下，偷1次東西判2個月，偷2次判4個月，定應執行刑後變3個月，若偷了100次呢？多次跳樓拍賣打折結果，應執行刑可能只剩不到3年。換言之，每一次偷竊的代價是0.36個月。

性侵女子代價18個月

再以前幾日高院甫宣判的李宗瑞案件為例，其性侵、偷拍20名女子，已判決確定10罪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另有8罪9人受害部分發回更審，遭判刑39年2月，如刑期定讞，與前面的20年合併應執行刑最多30年，換算下來，性侵1名女子的代價僅18個月！這種犯越多、罪越輕的制度，怎麼不鼓勵有志者繼續犯？

每當發生重大刑案時，主政者要撫平民心，馬上就搬出修法加重罪責的招數，殊不知只是刑度加重，沒有其他配套的結果，只會讓法官在量刑時更加謹慎小心。然對於某些刑度很高的犯罪，卻又不分情節輕重，讓法官在量刑時處處蹩腳，如貪污治罪條例中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若某個公務員A了辦公處所的一包衛生紙，如無任何減刑，依法條竟要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否過於嚴苛？以1000元代價，販售1包海洛因，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相信這樣的刑度沒有法官判的下去，只好從法規範中，尋求可以減刑的方式，讓行為人得到適當的刑度，久而久之，卻也演變成刑法第59條的濫用與法官量刑的不確定性，然而此立法不當，卻不應歸責於法官。唯有量刑制度化、檢討廢除定刑制度，才有可能遏制日益升高的犯罪率，方能建立司法之威信。

又我國獄政長久以來不被重視，許多權貴、具有黑道勢力者，往往可以在獄中呼風喚雨，過去更曾發生東森掏空案的王令麟行賄獄中人員情事，而該掏空320億元的王令麟，遭判刑3月10月，亦已於服刑2年後假釋出監，再度回到商場，對於那些受害的小股東而言，情何以堪？可惜的是，在這場宛如嘉年華會的司改大會中，民眾感受最深的刑度問題卻未見重視，到頭來，這場大秀又能換得多少民眾信賴？

※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