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25日，即台北與華府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前一星期，隸屬於台北總統府的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正式成立，由副總統陳誠擔任主任委員。在成立大會上，蔣介石強調應著重文化上、社會上、經濟上、教育上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提出改造方案，並以鞏固台灣、建設台灣為優先，以「建設台灣的經驗作為重建大陸的藍本。」。

此刻，也許蔣介石已意識到，台北與美國締結軍事防禦同盟的代價之一，似乎將是中華民國永遠立足於台、澎海島，國民黨政府重新回到大陸，將成為一個遙遠的夢想。此後，蔣更加著重於將台灣打造為保存傳統中華文化的復興基地，讓國民黨在台灣的治理模式，成為大陸未來的藍圖。

以台灣為根據地而與中國大陸不相統屬的海島中華民國，似乎也正是此刻華府行政當局決策者所想要的。1954年11月間，中共出動戰艦、機帆船與登陸小艇，先後進犯浙江外海的大陳島，以及孤懸於金門、馬祖之間的烏坵。11月14日晚，共軍在大陳島附近海域以魚雷擊沉國軍主力驅逐艦「太平號」，顯示解放軍開始有能力使用魚雷進行夜間作戰。

一如美國人立即理解到的，一旦共軍有此能力，其在未來將更有意願於中華民國海軍所控制的水域內進行海戰。如果中共明知該水域有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協防而不懼戰，那麼從華府角度觀之，將非同小可。外島局勢日趨緊張之際，華府的軍事情報當局進一步推斷，儘管此刻並無充分證據顯示共軍潛艇已在黃海以外水域執行任務，然如果解放軍下定決心攻擊這些外島的話，其武器裝備與訓練水準，將足以執行相關軍事行動。據此，如果華府欲避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直接軍事衝突，則設法撤離東南沿海島嶼上的國軍游擊部隊，乃勢在必行。

1955年1月10日，毛澤東再度命令共軍大舉進攻大陳島，八天後，約一萬名共軍發動陸、空兩棲作戰，占領了上大陳島以北約九英哩處的一江山島，島上約一千名國軍死傷慘重。面對台海危機有復發之勢，美國務卿杜勒斯提議由美國協助撤走金門、馬祖以外國民黨政府所控制的其他外島軍事力量，同時承諾台北，美國將協防金、馬。儘管部分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對此一提議表示反對，然艾森豪總統力挺杜勒斯。

在台北，作風務實的蔣介石，認定其沒理由不接受杜勒斯的提議；大陳島位於蔣的故鄉浙江省外海，儘管彈丸之地，卻是遷台後國民黨政府所唯一能夠控制的一塊總統故鄉領土，象徵意義極大，放棄它們肯定很不好受，但蔣介石清楚大陳島很難守得住，且作為台灣北面的防禦前哨，功效並不大。此外，蔣也明白，若台北不拿東西出來與華府交換，別指望美國願意協防當時戰略地位更加重要的金門與馬祖外島，易言之，雙方對於此心照不宣，大陳島必須成為台、美交易下的一個妥協與犧牲品。蔣介石同時也擔心，在美國參眾兩院正在審查批准協防條約之際，台北如堅持不願自大陳撤軍，讓美軍捲入與共軍衝突的危機，恐將在美國國會帶來不利觀感。

蔣介石既然願意配合，艾森豪總統即於1月24日向國會提出《福爾摩沙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該案授權美國總統得以動用美軍武力保衛台灣、澎湖以及其他有關地區，翌日，國會通過此一決議案，2月9日，參眾兩院進一步批准中美協防條約。蔣介石對於《福爾摩沙決議案》內容刻意忽略金門與馬祖，感到失望不滿，但除了在日記裡批評外交部官員「腦筋昏沉卑劣」之外，蔣並未以具體行動向華府追問此事，反倒底下認為美國通過此決議，乃中華民國之幸…

…1958年外島危機期間蔣介石所表現出來的強硬立場，成了稍後台海緊張情勢消退時，華府決意進一步規範與限制台北未來軍事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1958年10月23日，杜勒斯訪問台北，在其堅持下，台美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公報，內容聲明未來中華民國政府將以政治手段，而非武力，來達成光復大陸的目標，蔣介石還被迫同意減少外島駐軍。

有趣的是，當華府再度擔心蔣介石有意把美國拉下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兵戎相向之時，有關「倒蔣」的念頭，再次出現；時任國防部長的麥艾樂（Neil McElroy）曾一度提議由美國支助發動一場倒蔣政變，讓願意聽從美方意旨、願意自外島撤軍的國民黨人士上台掌權。

儘管蔣介石對於美方要求其公開聲明日後只能以政治手段回到中國大陸一事，感到極端不快，但此刻他不得不屈服，並且在其私人日記裡，以「此事結果亦將於我有益也」自我安慰一番。

無庸置疑，蔣介石是個民族主義者，然面對政治與外交現實，他終究必須展現出務實的一面。

1950年代全球冷戰對峙達到最高峰之際，蔣介石為了其所領導的海島中華民國之安全得到美國防衛承諾而感到欣慰，然而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希望發動軍事反攻大陸的念頭與決心，因為毛澤東大躍進運動的失敗以及大饑荒所帶來的混亂局面，而再度重新燃起。

此一構想最後終究未能實現，原因也許有多方面的，然而最關鍵因素，仍在於台北無法擺脫1950年代中期美方對於台灣軍事防衛所塑造框架的層層束縛。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型塑，也許直到1950年代結束為止，依然持續不斷地在進行當中，其中所涉及到諸多台美之間的複雜關係與互動，將是今後學界應當進一步深入探究的領域。

蔣介石在1975年4月5日逝世時，其政治遺囑敦促同志與同胞「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此後二十年間，他的繼承人，包括蔣經國在內，始終未能實現這個夢想，兩岸之間隔著台灣海峽分治之勢，一如1949年12月以來的情況。

從1945年到1954年，短短十年內，台灣從日本的殖民地變成了戰後中國的島嶼省份，再從中國邊疆之一部，轉變成為幾乎潰亡的國民黨政府最後一塊根據地，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反共中樞的歷史過程，是意外、偶然且極富戲劇性與不確定性。

在二次大戰期間，當同盟國三巨頭們共同討論台灣與澎湖的未來前途時，沒有任何人可以預見，短短十餘年，台灣會有此一演變，特別是美國，從政府到許許多多的個人，其政策的規劃與制定，其諸多大膽的假設與曾被束諸高閣的建言，其作為和不作為，都對台灣的政治前途，產生深遠的影響。這個在1949年以後與由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中國大陸不相統屬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型塑，其過程蘊含著許多機緣巧合，與國民黨政府營內部的政治傾軋，國共內戰，以及與冷戰開始後國際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戰略與決策，皆有密不可分的關連…

本文摘自《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一書結論。由「讀書共和國 ／遠足文化」出版。

※作者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擔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其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中英外交史、

冷戰時期美、中、台三邊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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