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9日的中、南部反空污大遊行呼喊著「一個台灣，兩個天空」，主要的訴求是台北天龍國的空氣很好，但是中南部經常昏天黑地，憤怒的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決定不到台北遊行，改在重災區台中、高雄進行，其中主要的訴求「禁燒生煤，減少PM2.5的最重要手段」。

過了3天，2月22日，台北市環保局首度召開了一場生煤販賣執照的行政聽證會，因為台北市所轄境內並沒有燃燒生煤的工廠，但是長春化工、錦州化工的總公司設於台北市，依法規定，由於許可證已到期，必須向台北市申請販賣許可證，台北市即召開聽證會釐清是否應核發許可證。

北市環保局長劉銘龍直言「有道德上的風險」！他呼籲環保署站出來，統一生煤的審查權與管理權。環保局新聞稿指出：「2015年雲林縣及臺中市相繼制定自治條例，規劃逐步推動所轄境內全面禁燒或管制生煤與石油焦，透過加強管理生煤的販賣及使用，改善中南部的空氣污染問題。臺北市環保局加嚴審查販賣生煤的許可，一同為改善空氣品質努力。

在中台灣的「健康空氣行動聯盟」也於日前向雲林縣政府正式提出陳情，燒生煤是重大空氣污染源，這些年來公衛、流行病學數據指向生煤確實給中南部縣市帶來生命健康的危害，猶如政府發給台塑「殺人執照」，要求以公開透明的行政聽證方式來審理雲林縣境內的台塑六輕的生煤、石油焦的許可證。

爭議應以行政聽證來找出真相

台灣的問題許多，往往都是各說各話，無法形成共識，其主要的原因，是採取行政聽證的方式，應該是一個非常正確可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在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時，我相信柯文哲的「資訊公開、公民參與」的政見，所以自薦廉政透明委員，兩年在擔任台北市廉政透明委員會委員的期間，使盡洪荒之力，從第一次會議即要求以《行政程序法》、《政府資訊公開法》來面對柯文哲競選時口誅筆伐的「五大弊案」。

因為經過兩年的觀察、檢視、驗證，發現「五大弊案」，和後續的弊案，問題的根源都是資訊不公開，行政程序不完備，以致官員、企業、財團可以上下其手，原來的計劃在招標後更改，貍貓換太子，幾乎所有的BOT、OT案都是如此。

本來在2015年8月的廉政透明委員會決議要以行政聽證程序來解決大巨蛋的問題，因為大巨蛋問題涉及層面廣泛，非任何一群人可以自作主張，決定大巨蛋的去留存廢；當時恰好有台北市中山國中教師蕭曉玲擊鼓鳴冤，申訴她被校方不當解職，所以廉委會決定以蕭案作為試行的案件。

直到2016年7月，在鄭文龍律師的規劃下，才完成了蕭曉玲案的行政聽證，證明了中山國中確有不當解職的事實，全程公開透明，給台北市政府極大的壓力。不出所料，台北市政府官員全面反撲，甚至前法制局長、教育局長辭職以「明志」，引起渲然大波。

雖然蕭曉玲案後續不上不下，但是證明了行政聽證的「威力」，因為行政聽證上，所有當事人的一言一語都被正式記錄，形成公文書，如果提出不實資料，就有涉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偽造公文書罪，而且面對面交叉詰問辯論時，很多原來未想到的真相曝光，這讓公務人員視為畏途。

可惜柯文哲並沒有勇氣以全然公開透明的方式來面對大巨蛋，為德不卒，也就罷了，而環保局卻以行政聽證來面對生煤、石油焦許可證的問題，確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讓行政聽證再度為台灣民主開放的進程露出一線曙光。

有鑑於台北市環保局在核發生煤許可證的聽證會，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聯合雲林、彰化、台中、嘉義等團體及個人，於4月10日向雲林縣政府正式提出「六輕生煤、石油焦操作許可證就是殺人執照!!!」請願書，希望啟動了第二件生煤執照的聽證會。

但是這項行政聽證請願被雲林縣政府環保局以「無行政聽證必要」否決了，這實在是非常奇異的現象，219反空污大遊行，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和雲林縣環保局長林長照都到場，甚至還致詞，他們彷彿沒有聽到當天數千名民眾的呼聲，反而是台北市環保局長劉銘龍雖然沒有到場，但是3天後的行政聽證以「道德風險」來處理6家設籍台北市企業的生煤許可證，回應「一個台灣，兩個天空」的訴求。

詹順貴是知名律師，在民間時以打行政訴訟，讓幾件環保署通過的環評案敗訴，他應該比劉銘龍更清楚行政程序法的法令效率；林長照身在雲林，時時刻刻都在呼吸，應該比劉銘龍對六輕燃煤空污更有所感。詹林兩位中央、地方環保主管為何知行無法合一？

根據《上報》報導，行政院高層在雲林縣審查六輕生煤操作許可前，介入施壓，隨後林全又大動作帶領經濟部長李世光、環保署長李應元舉行空氣污染政策記者會，表示開始4個戰場對抗空污，洋洋灑灑，但是從實際的行為而言，我認為這是幫台塑生煤許可證化解壓力，告訴大家：「別忙著對付台塑生煤問題，還有很多其他的要管。」

以行政聽證讓真實數據現形

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在於大家各說各話，無法理性對話，各自抱持自己的觀點發揮，無論是兩岸服貿貨貿，一例一休，年金改革，缺電限電，綠能政策，空污管制，都是需要大量數據作為決策支撐，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透過行政聽證的法定程序，讓各方當事人、利益相關方三對六面，把證據攤在枱面上，一一檢證，讓事實、證據說話。

但是這樣文明的機制在台灣彷彿不存在，這比動員資源巨大的公投來得更重要，就算公投，公民也要依據事實數據來判斷。原本立法院、各級議會也可發揮聽證功能，但是基於政黨黨團力量，民代身後的利益糾葛，官員在議事堂上的發言可以信口開河面不改色，台灣連「藐視國會」的法律都沒有，所以議會以官員提供的不實資訊、資料數據問政；民選總統、縣市長，和大小政務官也以這些未經檢證過的信息作為決策依據，這是台灣長期以來不斷堕落的主要根源之一。

因為行政聽證是要公開進行的，任何當事人，不論是法人、自然人、個人都可以參與，但是行政聽證的發言、資料都會被記載入公文書，若有不實，則有偽造文書罪之嫌，這也是為何公務人員視行政聽證為畏途的原因。

而事實恰好相反，像大巨蛋案，是否是弊案，未來何去何從，都不是柯文哲個人，或是行政官員所能決定，應該透過公開透明的行政聽證機制讓真實的數據呈現，虚偽不實的數據現形，而不是口水、放話、攻訐；透過行政聽證，公務員在決策時更有依據，更容易處理爭議，贏回民心，即使會麻煩一點，花時間開會，但是總的社會成本應該是最低的，何樂不為？

因為官員都想要掌握自己的權力，如果凡事透過行政聽證，上下其手的機會就沒有了，政務官則想要表現自己是英明的「父母官」，民代也不希望自己的權力被一般公民透過行政聽證給分享，失去媒體的光環，也不會支持。

公民團體應該多多了解、學習聽證的方法，這是實現公民權力的途徑，文明、減少社會成本，讓社會在理性對話的基礎上進步，而不是附和政客、媒體提供的資料，或是向利益集團對空揮拳，折損自己的氣力與志氣。

※作者為公民電力公司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