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只是開端；做，沒那麼簡單

音同此聲‧聲同此景

自助理一路做到音效師， 2015年以「中影製片廠聲音部副理」一職被迫退休的胡定一，40年電影人生雖然中止在歷史因素的無奈巧合，但在「擬音」（Foley）領地裡，他早寫下無以磨滅的篇章。

1952年出生於台南衛民街，胡定一五歲時父親病逝，「他是憲兵中校退伍，病逝後他軍校朋友建議我們搬到台北互有照應，我們申請『眷舍對調』搬往建國北路、南京東路『建國新村』，就在今天『袖珍博物館』附近。」

與「電影」首次接觸

與「電影」第一次接觸，來自孩童時模糊記憶，「那是日本軍營改造的眷村，每人家裡都有多隔幾間房間租人、有時也租給劇組」，胡定一回憶，他還記得有個國外劇組來建國新村拍紀錄片，需要小朋友當人肉布景，他就在那邊坐著不動當臨演一下午，「年紀太小完全看不懂他們在幹嘛，只知道坐一下午就有50元可以拿。」

退伍後投考中影，一開始只是胡定一的人生備案。

「退伍前我哥在《中央日報》看到中影招考，建議我在金門待退沒事，拿幾本書邊念著準備也好，那還是明驥當中影廠長的年代。」

800人取40人

當年胡定一考了國文、英文、三民主義、化學，「投考時不分類科，三民主義是必考題，考化學是因中影有沖印部」，他從800人考試脫穎而出成為40人錄取名單。

「我其實想考大學，只是未錄取」，胡定一沒有太把日後業界覆於其上的「國寶級擬音師」美譽看太重，「姊姊、妹妹畢業於北一女，哥哥也是建中、台大，家裡3個小孩都念到碩士畢業，就我一個高中畢業。」

1975年退伍同時報考「大學夜間部」與「中影」的胡定一，分數差之毫釐同「大學」之門擦身而過，卻與電影世界擦身相遇、交錯輝煌人生，一腳踏入「錄音」領地，浸淫40年一步未離。

「跟現在很像，即使你大學念電影，也不會教什麼錄音、音效，到業界每人都歸零學起，從場記、助導、副導、導演陸續爬」，起初胡定一考進中影想主攻攝影，無奈因近視止步，「有時鏡片起霧容易失焦（out of focus），學長要我改在燈光或錄音擇一，就選了『錄音』跳進來。」

學徒日子

當學徒的日子，胡定一早晨8點半一定抵達辦公室，「把真空管打開暖機預熱，那還是類比訊號年代」，他稱中影師傅嚴厲但不打罵，所受日本教育讓師徒一脈都有高度紀律，「老師傅9點到就好，但8點40就看他們都在辦公室出現。」

暖機完成，胡定一跟著師傅開始一日生活，「有片子進來一路做，助理人手不夠時，早班是你，晚班也是你」，胡定一最晚曾工作至凌晨3點，「師兄大約深夜11點下班」，但隔天仍準時8點半開工。

「早期台灣有4組專做Foley的團隊，台北那時錄音室很多，國片也興盛、片源豐沛，一年1、200部都要大量配音員、效果班」，當年那4個效果班若來中影做片，胡定一的師傅都告訴他「沒事就去聽一聽」，胡定一聽進去了，開始在旁觀看、低調筆記認真學。

逐步淘汰的年代

80年代初期，侯孝賢、楊德昌領軍台灣新浪潮電影時代開啟，Foley逐漸被淘汰，「那時想要什麼，自己就在現場加一點聲音進去錄就好」，效果班一個一個被迫收攤。

堅守Foley領地的胡定一因在中影任職，「我是幸運的，中影片源雖然沒落，至少有固定量可接。」多年後時移勢轉，胡定一仍受不少導演愛用，持續邀他為《翻滾吧！阿信》、《總鋪師》、《德布西森林》等作品精製擬真聲音。

最終靜謐

「哪一行都是技術學越多，對自己越有好處，學到都在自己身上，沒人搶得走，只要你沒偷懶，用力學，不管你做放映、聲音剪接、錄音、Foley每一塊都是一樣，撐過都是自己一片天。」

就在電影製作架構的崩解瓦礫之下，自1975年首部Foley作品《八百壯士》到近期熱夯國片《白蟻》、《目擊者》，胡定一孑然一人，迎向「台灣碩果僅存擬音師」的最終靜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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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葉信菉　影音：蘇依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