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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人物】袁紅冰:六四那晚槍聲四起,記不清背了多少人進醫院

陳怡杰 2017年05月13日 12:30:00
「我原名『紅兵』,父親打的主意,怕小孩受迫害」,講著突然想起一個北大同學,「他爸是白震(國民黨史最年輕少將,後來與傅作義一起向中國倒戈),取名兒子叫『白紅軍』,那就更安全了」袁紅冰戲稱。(攝影:李昆翰)

「我原名『紅兵』,父親打的主意,怕小孩受迫害」,講著突然想起一個北大同學,「他爸是白震(國民黨史最年輕少將,後來與傅作義一起向中國倒戈),取名兒子叫『白紅軍』,那就更安全了」袁紅冰戲稱。(攝影:李昆翰)

不像未曾直擊六四卻瘋狂紀念的外界,對他而言,「六四」只是把過去30年對黨的質疑,做了一場更加確認的演出

 

2010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21週年」紀念晚會。(Wikipedia)

 

兩個感覺

 

對於台灣,袁紅冰不少呼籲與珍惜。

 

「第一次來台是2005年民進黨中央邀請,待了一週觀選當年『三合一選舉』(縣市長、縣市議員暨鄉鎮市長選舉)」,抵台之後,袁紅冰對台灣有兩個感覺。

 

「首先發現『民主』可以遊行聚會,成長於中國,無法預料人民可以為了政治命運張燈結綵、鑼鼓喧天;第二個感覺,國民黨質變。」

 

那年馬英九幕僚林火旺透過關係找上他,想從中國政治貪污問題試探袁紅冰想法,「飯局另有王曉波,不過對我中國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看法,他們無法接受,頻以『共產黨官員也有很理性的』回應」,兩方爭論起來,不歡而散。

 

「以前在中國人心裡,國民黨是堅決反共產黨的,那也是他們唯一政治價值,結果第一次到台灣就發現『國民黨已成共產黨辯護士』?」袁紅冰匪夷所思。

 

「來台才發現國民黨角色早變。」(攝影:李昆翰)

 

哲學是上流智慧

 

在台深入生活,他發現無法理解處不只一點,「過去五年,我曾在台灣開南大學法律系客座,本對台灣法學有期待,後來發現兩岸法學教育如出一轍失敗」,他以日前法務部長邱太三「檢察官與法官要一起對抗被告」發言為例,「什麼觀念?這不是法律系大一上的課程嗎」,語調升高,恍若再次印證學法出身的他一再表述「法律是三流智慧」的貶稱。

 

他再談起對哲學的憧憬,「初三時看黑格爾《小邏輯》,那時跟翻天書一樣,我看不懂每句話強念三遍」;文學也是他心之所向,尤其熱愛屈原文風,「我在父親藏書翻到的。」

 

漏網之魚

 

父親偷藏書沒被抓?「內蒙古經過很多次整肅,1957年反右運動時,跟父親雷同背景的家庭被抄,無數箱藏書都被拉出,我父親老實低調、一直屬於漏網的那一人」,這一漏,出袁紅冰這條大魚。

 

「那些年我有個小屋子,發現書就搬到那兒看」,少年時期,顛沛流離的中國命運讓父母無暇顧及袁紅冰,「他們一路沒時間管我,我也不跟哥哥、妹妹聊,誰也不說,假裝沒這回事。」

 

六四前的浮動

 

六四28週年將至,袁紅冰想起1989年,當時他還是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北京民眾群集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Wikipedia)

 

六四起源之一「胡耀邦逝世」當日(1989年4月15日),袁紅冰站在北大教師宿舍16樓,聽政治系教授陳坡匆匆告知『耀邦去世了』」,他即打電話給因編寫北大《文化大革命詞典》結識的胡耀邦長子胡德平表示哀悼。

 

當天下午,袁紅冰把寫法律教科書存起的剩餘版稅(約人民幣5萬)領出給學生去買紙墨、食物,連夜擬數十條標語貼向北京各高校,隔天悼念胡耀邦運動陸續發酵,「5月3日學生運動告一段落,我往山東煙台與武警部隊開會。」(1988年北大法律與武警部隊開始以現役軍官為對象函授計畫,袁紅冰為《刑事訴訟法學》、《中國司法制度學》教材主筆,前往課程會報)。

 

1989年5月19日晚間10點,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隔日北京開始戒嚴。(Wikipedia)

 

有自備短波收音機偷聽「美國之音」習慣的他,煙台某晚突然聽及「大學生開始群集天安門廣場絕食」,袁紅冰連夜自山東趕回,成立日後被中國政府定調「六四時高校唯一教師非法組織」的「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領頭幾個後來都被整肅,也有幾個後來又跟共產黨好上,媽的。」

 

壞事了

 

他另召開北大黨員大會(1989年5月18日),呼籲全體黨員支持學運,「之後共產黨有個黨工批我,不過就是個黨員,你敢召開黨員大會?」袁紅冰哂笑回憶。那一路到6月3日晚間8點,高燒感冒的他在宿舍聽收音機播送:

 

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北京市民盡速回家不得外出,後果自負

 

他知道不妙「要壞事了。」隨地起身騎自行車20多哩(約32公里)趕至天安門廣場,初抵西長安街,已槍聲四起。「那晚,記不清背了多少人進醫院,親眼見了坦克如何輾過學生。」

 

六四時抗議民眾時登上一輛預備進入北京鎮壓的坦克。(美聯社)

 

流亡澳洲13年,袁紅冰出走那年沒跟母親、哥哥、妹妹透露半點,「中國是個到處告密者、監聽者的社會,周圍電話、網路、書信全給掌握」,近幾年他曾透過管道得知母親高齡90歲仍住內蒙古,但依然不聯繫,「一旦聯絡,只是給中國抓住我的弱點。」

 

流亡之前

 

1994年3月,袁紅冰因3件事被中國國安部逮捕,一是主寫「內人黨事件」小說《自由在落日中》;一是主編《歷史的潮流》叢書;最後一根稻草是發起組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

 

他對1992年主編反左文集《歷史的潮流》特有印象。「那時找8名體制知名自由派知識份子,包括胡績偉李銳(書中筆名施莫甯)、張顯揚(書中筆名聞操)、吳明瑜鄭仲兵等人合撰」,並把這套書順利付印歸功薄一波(中國八大老之一,薄熙來父親)背書,為了拿到那套題詞,他使上不少招。

 

「我們準備兩套文稿,送審與付印各一」,袁紅冰把送審版本各呈北大同事、歷史系教授薄小瑩(薄熙來妹妹)、薄一波秘書轉交,輾轉拿到薄一波為《歷史的潮流》題詞「富國強民、改革開放」後,交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卻是另一套付印版本,輿論一時風風火火。

 

押解貴州

 

2年後組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使袁紅冰遭中國以「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罪」秘密逮捕。「當晚押送貴州監獄,關了半年達成協議『不得回北京,留貴州教書』,儘管家人全在北京。」關押審訊時,他發現國安部對人民掌握太縝密,「我一直秘密寫作,但分藏內蒙、北京3處的手稿竟全被抄出毀跡。」

 

袁紅冰近日為新書《酒書九章:飲者心靈聖典》來台。(攝影:李昆翰)

 

為順利出走,改至貴州師大法學院任教的他先以8年寫好4本小說,另為保當局安心,另花最後3年做足戲碼。

 

3年作戲

 

「2001年去韓國大邱嶺南大學交流,監視搜查嚴密,我出境、入境啥也沒帶」,為讓國安部警惕鬆懈,袁紅冰隔年再訪韓國嶺南大學、第3年泰國旅遊,一樣什麼把柄不帶,連3年清清白白,但他注意泰國出、入境那時搜查已有鬆懈。

 

「那3年我乖得很」,他說有一半拜他法律出身,「我學證據學,裡頭有門科目〈刑事偵查〉就教秘密搜查秘密監視秘密跟蹤,當時北大法律本科生(大學部)我最高分『優+』。」2004年8月,他率貴州師大法學院團訪問澳洲時,出境中國順利夾帶4本小說手稿USB未被嚴密搜查,抵澳後脫隊依國際法向澳洲尋求政治庇護成功至今。

 

近日,中國拘捕台灣社區大學員工李明哲,3月19日失聯至今2個月,袁紅冰認為只是再次印證別指望中國按照法治程序辦事,「也許對蔡政府威嚇、也許台灣逮捕中國間諜,但台灣抓人後關押地點、罪名全坦白,中國啥也不說。」

 

明天過後

 

對於兩岸關係,他認定中國最遲今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國夏季例行高層會議)前會有明確動作,「那時將決定今年十九大(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方針,台灣當然是重要熱點。」

 

至於中國下次再發生重大變化的機率?袁紅冰認為將與前蘇聯變化模式雷同,但更激烈,他預期是「一夜之間的全民反抗」壓迫政權垮臺,房市、股票崩盤都是可能肇因,且那時政治內部將腐敗到「所屬官員也無意為政權辯護」。

 

「而這,也是中國官場現今模樣。」拽著深思表情,袁紅冰站在中國變動的交會口,低吟而過。

 

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

 

「中國巨變容或不遠,甚至近在眼前。」(攝影:李昆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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