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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非洲對台灣的意義-摘自《非洲-六十年的獨立史》(上)

Martin Meredith 2017年05月13日 07:00:00
一九七○、八○年代,中國採低調非洲政策,只在挑選過的國家執行其援助計畫,把自己打造為冷戰強權之外一個窮但有原則的替代選擇。但一九九○年代,新遠程策略開始成形。做為中國「走出去」計畫的一部分,中國鼓勵國營企業和民間企業到非洲尋找新出口市場,並擴大業務。(美聯社)

一九七○、八○年代,中國採低調非洲政策,只在挑選過的國家執行其援助計畫,把自己打造為冷戰強權之外一個窮但有原則的替代選擇。但一九九○年代,新遠程策略開始成形。做為中國「走出去」計畫的一部分,中國鼓勵國營企業和民間企業到非洲尋找新出口市場,並擴大業務。(美聯社)

編者按:一甲子以來,台灣為自己的國家地位感到不安,至今仍深刻地影響內外政策。相對而言,非洲表現的則是另一個極端:有清楚的國家地位,卻缺乏國家概念下應有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機會。兩者相較,方知台灣國際身分被他人豔羨的理由。因此,這本書對台灣讀者的另一層意義,是更珍惜自己擁有的環境,減少埋怨主權地位,致力於在內部打造更好的家園。-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劉曉鵬專文導讀。

 

西方對非洲的興趣衰落之時,中國懷抱日益增長的雄心接下這擔子,在中國人此前一直視之為歐洲後院的地方,看到冒出的龐大機會。一九七○、八○年代,中國採低調非洲政策,只在挑選過的國家執行其援助計畫,把自己打造為冷戰強權之外一個窮但有原則的替代選擇。但一九九○年代,新遠程策略開始成形。做為中國「走出去」計畫的一部分,中國鼓勵國營企業和民間企業尋找新出口市場,擴大國外業務。原本參與執行中國援助計畫的中國承包商,開始投標非洲境內的其他發包案。石油業與礦業、發電、製造、電訊領域,成立了合資企業。中國與非洲談成石油、礦物供應交易,以滿足其急速成長的工業所需,並承諾為非洲建造鐵公路、煉油廠、學校、醫院、足球場做為交換。數千名中國商人隨著大型工程的開工過來,建工廠,買地,投資農場、零售店和餐館。在許多非洲城市和鄉鎮,中國產品和商人的出現變得稀鬆平常。到二○○○年,已有約四萬兩千名中國工程師和專技工人在非洲工作;雙邊貿易已達到一百億美元。

 

中非合作論壇(FOCAC),中國挺進非洲行動最重要的一環,二○○○年在北京創立,非洲四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開幕典禮。在熱鬧宣傳聲中,中國承諾就債務減免、投資、人才訓練施行諸多新計畫。中國於二○○六年舉辦第二次中非合作論壇高峰會。在人民大會堂外的街道上,告示牌歌頌「驚豔非洲」。大會堂內,國家主席胡錦濤扼要說明了建立新「戰略夥伴關係」的計畫。他說接下來三年,中國會將對非洲的援助加倍,為貿易和基礎設施提供更優惠的資金,允許許多非洲產品免稅進入中國市場,建造更多學校和醫院。

 

到二○一○年,中非貿易額於十年間成長為原來的十倍,達到將近一千一百五十億美元;中國的直接投資從二○○三年的不到五億美元暴增為九十多億美元;據估計已有百萬中國人(企業家、技術專家、醫療人員、探礦者、農民)進入非洲;中國已成為非洲境內最強的外來勢力。

 

西方的批評者迅即指出中國在非洲不斷擴張勢力的缺憾。他們主張,西方把重點擺在善治和民主上,認為它們是獲致進步的基本要件,但中國扯這些努力的後腿,在不附加任何條件下,與獨裁者、暴君、令人憎惡的政權談成可獲取高額利潤的交易,助他們保住政權,無視侵犯人權之事。批評者舉蘇丹的歐瑪爾.拜希爾和辛巴威的羅伯特.穆加貝為例,說明中國的行徑。批評者也指控中國人加劇當地貪腐,違反勞動法,傷害環境,大舉輸入便宜產品而使當地產業無法立足。二○一○年,美國高階官員強尼.卡爾森(Johnnie Carson)在拉哥斯演講時,把中國說成「一個侵略性很強、惡性重大、不講道德的經濟競爭者。」

 

但許多非洲領導人歡迎中國對非洲這種務實、生意至上的交往方式,比起西方的干預和愛就選舉、貪腐、透明、人權問題說教,中國的做法更得他們歡心。

 

中非合作論壇(FOCAC),是中國挺進非洲行動中最重要的一環。(美聯社)

 

但不管有多少外援輸入非洲,不管外援來自中國還是西方,都未從根解決問題。因為非洲過去半世紀的種種苦難—戰爭、專制統治、貪腐、乾旱、無日無之的暴力—造就了一場規模遠更大得多的危機。危機的核心,乃是非洲諸國領導人未能提供有效的治理。只有少數國家得到英明或能幹的領導。在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成為公認受到良好管理的民主國家,有健全的建制和得到現代憲法明確保障的制衡制度。波札那為可長可久的多黨民主立下獨一無二的範例,經濟管理完善,利用其盛產的鑽石推動國家發展,維持吏治的清廉。

 

但非洲大部分國家受到「大人」和執政菁英的毒害。他們最在意的事,乃是保住權位以便自肥。他們用以保住權位的家產制統治,榨乾了大半的國家資源。他們充當外商公司的「守門員」,藉此豪奪了更多財富。他們所取得的財富,大半若非浪擲在奢侈生活上,就是存在外國銀行戶頭和對外投資上。世界銀行估計,非洲私人財富的四成存放於境外。他們爭奪財富之舉,催生出瀰漫社會各階層的貪腐文化。二○○二年為非洲聯盟擬就的一份報告估計,貪腐每年使非洲損失一千四百八十億美元,超過非洲大陸所有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二○一○年發布的研究結果估計,一九七○年以來,至少八千五百億美元被人從非洲刮取走。

 

在執政菁英盜取公款的排行榜上,產油國,例如奈及利亞、安哥拉、加彭、赤道幾內亞、利比亞,均位居前列。據二○○五年發布的官方數據,奈及利亞的領導人於四十年裡偷走兩億兩千萬美元。加彭的統治者歐瑪爾.邦戈掌權四十一年,使自己成為世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於二○○九年去世的兩年前,法國調查發現,光是在法國,他就有六十六個銀行帳戶,一百八十三輛車,三十九棟豪宅。在加彭首都利伯維爾的濱海區,主要的林蔭大道歐瑪爾.邦戈勝利大道(Omar Bongo Triumphal Boulevard)旁,林立著美輪美奐的政府機關大樓。但在這漂亮的門面後面,座落著迷宮般的破舊房子和棚戶區。它們直綿延到天際,住在那裡的人大部分一貧如洗。赤道幾內亞的石油收入於二○一○年增加到九十億美元,但那仍是該國殘暴獨裁者奧比昂.恩蓋馬和其家人的禁鬻;一如安哥拉的多斯.桑托斯,奧比昂堅持石油收入的管理是「國家機密」不可透露。利比亞龐大的石油財富由格達費上校和其家人控制。利比亞投資局(Libyan Investment Authority),一個有七百億美元資金並在世界各地做了多種投資的投資基金,被視為家族事業。家人彼此間也為取得具豐厚利潤的商業交易而明爭暗鬥。他們對利比亞私部門的掌控撲天蓋地,因而有個美國官員把該國稱作「格達費公司」。美國駐的黎波里大使館說:「事實上,格達費家族和忠於該家族的政治人物完全擁有利比亞境內值得擁有、值得買下或值得出售的大部分東西,或擁有那些東西的可觀股權。」

 

其他許多非洲領導人,光是藉由盡可能長久的抓住權力,利用權位打造商業帝國,就積累了龐大的個人財富。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兩位是埃及的霍斯尼.穆巴拉克和突尼西亞的札因.阿比迪恩.本.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穆巴拉克於掌權三十年期間取得的財富,據估計至少值二十億美元,可能高達七百億美元;他的房地產包括位於倫敦、紐約、洛杉磯的不動產和紅海沿岸數塊高價土地。穆巴拉克的一個兒子,他所培植的接班人,也在億萬富翁之列。在突尼西亞,本.阿里掌權二十三年期間,利用許多親戚建立了橫跨各種產業的商業帝國:銀行、保險、飯店、運輸、營造、物流、觀光,資產估計達一百億美元。美國一大使在發回華府的電文中,描述了本.阿里的家族如何被公認為「準黑手黨」:「據說,不管是現金、服務、土地、房地產,或甚至你的遊艇,本.阿里總統的家族都想據為己有,而且據說都如願以償。」

 

二○一一年,宰制北非數十年的貪腐、高壓政權所引起的公憤,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裡爆發。這場後來人稱「阿拉伯之春」的抗議運動,源於突尼西亞某落後城鎮裡發生的一樁小事。一個名叫穆罕默德.布亞濟濟(Mohamed Bouazizi)的街頭商販,在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的政府機關外自焚,以抗議市府官員在指控他無照做生意後沒收他貨物一事。這一孤立行動發生後才幾小時,即有群眾聚集示威,抗議本.阿里的政權。在臉書、推特之類社交網絡的搧風點火和多年積壓之民怨—對貧窮、失業、警察執法殘暴、物價節節上漲、執政菁英貪婪、處處受限的沒自由生活的民怨—推波助瀾下,他們的抗議像野火擴及整個突尼西亞。警察鎮壓不成;軍方不願替政府出面干預。經過二十九天的抗議,一月十四日本.阿里逃亡。

※作者Martin Meredith:記者、傳記作家與歷史學家,是非洲現代史方面的專家,針對非洲的議題與現狀寫了大量文章。出版過的重要著作包括《穆加貝:權力、掠奪和辛巴威的鬥爭》 (Mugabe:Power, Plunder, and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本文摘自《非洲-六十年的獨立史》下卷第四部/第三十五章「出自非洲」,頁四一六~四二O。由衛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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