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不幸病逝中國。翌日，他的故友吾爾開希在社群平台Medium發表了一篇文章《身死典範存》（Murdered but Undefeated）回憶他和劉曉波的過往。

「在我的記憶中，曉波他仁慈、關懷他人、大方、負責任，最重要的是，他很真誠。」吾爾開希寫道。

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吾爾開希與劉曉波2人都是當時六四學運的領導階層。

吾爾開希正準備接受國外女記者訪問，他問劉曉波：「如果她問『天安門廣場現在是什麼情況？』、『學生們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嗎？』或是『這個事件正常嗎？』」

當時劉曉波只回答道：「說出事實」。

這個答案讓吾爾開希嚇了一跳，因為在當時，說實話是會有危險的。

但對劉曉波來說，「不誠實」是他最無法忍受的事。劉曉波會告訴身邊的人要說實話，甚至當談到某些重要的點時，劉曉波他還會生氣。

「他唯一一次對我生氣，」吾爾開希回憶：「就是接受西方媒體訪問那次，那時我還沒辦法理解說實話的價值」。

吾爾開希形容，劉曉波就像導師，他表示：「在1989年的學運，劉曉波是我在做事時給我許多建議的人。」

「他大方又有耐心的人格特質激發了我當時許多的想法，像是平等包容、權力及妥協的分離策略。在我流亡海外後，我花了很多年在想這件事，它讓我確信在1989年那時所爭取的是平等包容，而是這個概念造就了當年的學運。」

當時是劉曉波教導吾爾開希如何成為一名學運領袖、教導他這場運動的核心思想。同時，劉曉波的影響力也讓吾爾開希了解到，他們必須得去和政府妥協並且帶領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而且得在血腥鎮壓發生之前。

6月3日晚間，解放軍以及戰車進駐天安門廣場。凌晨，軍隊執行清場任務。

吾爾開希在天安門事件結束後流亡到美國，他回憶到1992那年，當時劉曉波來到舊金山（San Francisco）拜訪。

他寫道：「當時我花了一些時間才在機場找到他。當我們碰面時，我們抱在一起，就像已經3年沒說話的家人一樣。」

「我開車載他回到我的公寓，這時候感覺就跟我們在天安門一樣，」吾爾開希提到：「當時他對我的車很感興趣，就跟他看到金門大橋時一樣，因為這是他出獄後第一次離開中國，任何事物對他來說都很新奇。」

他們回到吾爾開希的住處，「我買了一些他最愛的二鍋頭。而當我們晚餐吃到一半時，對話突然停止了大概30秒，接著他開始啜泣，當時他就像是一個失去理智的孩子，釋放著內心最原始的情緒。」

一段時間過後，他們又繼續吃飯，劉曉波突然說道：「有一天如果我們擁有權力，我們必須提醒自己，對於權力要保持謙虛的態度。」

在那次見面後，吾爾開希就再沒有當面見過劉曉波。「天安門事件」事發7年後，吾爾開希輾轉來到香港，而在北京的劉曉波則是因為發表具爭議的《雙十宣言》被判處勞改3年。

接著2008年，劉曉波參與起草《零八憲章》遭警方逮捕，往後9年一直到病逝，劉曉波都不是自由之身，甚至連妻子劉霞也失去自由。

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吾爾開希寫道：「我知道他又哭了至少一次，這次是在18年後，當他的妻子劉霞在探監時告訴他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別人告訴我說他當時大哭並且說道：『這個獎屬於那些在1989年犧牲生命的人們』。」

「儘管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他卻在入監8年後死亡。他是一個複雜的人，但他也是一個大膽的知識份子。在中國，他是一個威脅，因為他了解人民可以藉由群眾組織來對抗腐敗、集權的政治。」

吾爾開希最後寫道：「現在應該是世界捫心自問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共犯？我們是否姑息這一切發生？又或者是我們起身反抗這所謂的中國價值？」

《零八憲章》寫道：「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

劉曉波出生於1955年，他見證了中國所建立的「現代化」，然而在這現代化的外表下，劉曉波所希冀的「普世價值」以及「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卻沒有機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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