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贊波、房慧真談文學與影像的紀實書寫(上)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2017年07月21日 18:57:00

(TIDF提供)

在紀實影像和紀實文學的範疇裡,創作者該如何處理作為真實的素材?與純然的虛構書寫又什麼差異?今年2月TIDF在台中的「紀錄片講堂」,邀請到《大路朝天》導演張贊波(註1)與現任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的資深記者房慧真(註2)對談,分享他們採訪、書寫、拍攝、創作的經驗。以下為講堂紀要:

 

林木材(主持人,以下簡稱「林」):先請兩位談談,當初是怎麼進入非虛構創作的領域?

 

張贊波(以下簡稱「張」):我覺得是完全的偶然。因為我是學劇情片導演出身,寫過電影和電視劇劇本,一直都是在一種虛構的氛圍裡創作。但是在2008年時,我得知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出的火箭殘骸,墜落在我家鄉的一個小村莊好幾次了,這麼多年來我卻一無所知,所以非常震驚。於是我買了一台攝相機(攝影機),到這個地方作田野調查,完成了《天降》這部紀錄片,自此我的創作之路就有非常大的改變。我覺得我被這種真實的生活吸引了,於是完全捨棄了以前虛構的創作,開始不斷不斷的拍紀錄片。

 

房慧真(以下簡稱「房」):很多作家都是先當了記者,再去寫小說,像中國最近出版了馬奎斯的自傳《活著為了講述》,裡面寫到很多他以前當記者的經驗,也包括他如何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事情寫進小說當中。我的歷程卻是反過來的,我先出了書,然後才當了記者。在虛構的世界裡作者最大,就好像你插了一雙翅膀,可以在天上飛,因為不論你要寫什麼,做任何的虛構,或是加入非常多自己的情感,都不會有任何人去阻止你。但我當了記者,等於是要把翅膀拔掉,然後在路上走。這條路充滿泥濘,有時你甚至得在路上爬,你會碰到很多真實的小人物,你必須一份證據說一份話,當你處在一個非虛構的、真實的世界時,你其實得承擔更多的倫理和情感。

 

資深記者房慧真(TIDF提供)

 

張:剛剛慧真講到馬奎斯,讓我想到我在面試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所的時候,就有一道題要我談談魔幻寫實作品。因為我大學是學文學的,我馬上就想到馬奎斯。後來,我在《天降》的片尾打上了「謹以此片獻給我魔幻寫實主義的祖國,以及六十年來在此默默生存的人們」,因為那年剛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有很多像《建國大業》那樣的片子,所以我就自嘲這部也是「獻祖大片」。有許多影評人和媒體也都會認為我後續的創作,基本上都在揭示一個魔幻寫實的中國。

 

有時候我們以為現實是比較死板的,不像虛構作品可以天馬行空,但是我卻覺得,恰恰是在真實的生活裡,才隱藏了很多比電影戲劇都還不可預測的故事。所以不管是虛構或非虛構,都還是在表達你的生命經驗、你對世界的看法,核心的東西還是相同的。

 

林:回到紀實的這個領域來談,兩位通常是如何觀察,取得素材?

 

房:我其實從年輕就看了非常大量的電影。我也曾經納悶,為什麼我並沒有舉起攝影機,或是去拍攝東西?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實在是太害羞了,我沒有辦法想像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要去舉起…不要說攝影機啦,就是舉起相機,對我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其實當記者對我來說非常勉強的,我的方式是讓我自己本身成為一個隱藏的攝影機。拿筆寫字的人有個好處,當你拿一支筆邊採訪邊筆記,別人並不太會對你有什麼防衛,但我的眼睛其實就是我的鏡頭,我腦海裡的記憶其實就是我的底片。

 

剛剛聽贊波在《大路朝天》的映後Q&A說到,他說自己看起來是很無害的,我覺得我和他也有這樣的共通點。我非常喜歡去走各種相對畸零、陰暗的角落,像是凌晨三四點的林森北路或香港旺角,那裡龍蛇雜處,但當地人並不會覺得我很突兀,甚至不太會發現我的存在,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能力,我就是很容易融入那個環境,把自己當成一個隱藏式的攝影機,可以用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去觀察獵捕我所要的東西。

 

張:我非常同意慧真。每個人的性格跟特質是不一樣的,說好聽點,我這種可能就是心臟比較強大的類型。在做電影之前,我算是一個「文藝青年」,寫過好多詩歌、散文、小說,那可能因為學了電影,攝相機好像和我是連在一起的,是我手的一部分。我走到哪都帶著它,什麼都拍,不停地拍,有時不見得是為了作品,而是有點像是用影像寫日記的感覺。

 

《大路朝天》導演張贊波(TIDF提供)

 

林:當我們是一個保持著距離的觀察者時,對方未必會與我產生關係,但像贊波的拍攝是長期的臥底,而慧真則完成非常多的人物專訪,那在這個前提上,當你訪問了一個人,且必須完成一個以他為主的作品時,你們怎麼看待與對方的關係?

 

房:《紐約時報》記者傅浩文曾經跟著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註3)去做川震的報導,現場有個母親因為女兒被豆腐渣校舍壓死而在傷心地哭,傅浩文就說當時廖亦武拿著一台錄音機,在母親旁邊錄了四五個鐘頭,錄到最後只剩下母親乾嚎的聲音。廖亦武說他要仔細去聽那母親的哭聲變化,這些都是細節。我想也許很多人會批評廖亦武怎麼這麼狠心,或是,沒辦法想像怎麼有個人可以這麼冷靜地在一旁,像看一個獵物一樣,等著看看她還能有多慘。但是我覺得站在一個記者或是一個創作者的角度,我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有時候你其實不能夠去迴避,或說「欸這樣子好慘喔,我不要去記錄」,有時候你就是要直面地去衝撞,你就是要往那個可能比地獄十八層還要更下面的一層走,你要進去裡面,你才能夠把地獄的東西帶回人間。

 

我自己也有類似的採訪經驗。2015年1月桃園新屋保齡球館大火,有六位年輕消防員殉職,但當時總共有七名消防員進到火場,最後有一個活著出來,我在事發一週年後採訪了他(註4)。我知道重新回憶這些對他來說真的非常非常痛苦,那時我坐在他的對面,好像是在對他問供一樣,他的回答都是「對」、「有」、「沒有」,但那樣不夠,我需要他給我更多更多在火場的細節。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紀錄者,有點像是「火中取栗」一樣,你必須進到那個最黑暗、最無明、最深淵的底部,才能夠把這個事實帶出來,對別人訴說。

 

張:像我們拍紀錄片的人,有時給人的感覺是非常冷酷無情,拿著攝影機像獵人打獵物一樣。尤其當我們拍攝底層的、被侮辱或衝突的時刻,還能保持冷靜在一旁記錄,在道德倫理上是非常容易招到質疑的,像那張著名的新聞攝影《飢餓的蘇丹》,非洲的小孩旁邊停著一隻禿鷹,攝影師後來就自殺了。

 

當我的被攝者遭受不公時,我看起來可能很冷靜,其實我的內心是翻山倒海的。我手會顫抖,甚至攝影機跟著在抖,我也會想不要拍了,我要去幫助他們,為他們去打一架,這些念頭時時都會有的。但是,我又會想,打架有用嗎?首先他們是一個很大的集體,我可能打不贏他,再來是,打架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我不能在這裡繼續潛伏,片子也無法完成了。所以我常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記錄下來,把這樣一個醜惡的嘴臉給記錄下來,把他釘在我的影像裡面。我可以把他留給未來,成為歷史中能見的一部分,這是我唯一能做的。因為我相信這樣的作法是有價值的,所以才能在面對很多矛盾衝突的場景時,看起來鐵石心腸地繼續拍攝,堅持到底。(逐字稿聽打╱吳季孺,編輯整理╱何思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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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F提供)

 

註1:張贊波,中國獨立紀錄電影人,2005年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碩士畢業,後成立漸近線電影工作室,作品持續關注中國高速發展下的個體尊嚴與生存境遇。他也是一位自由的非虛構作家,在臺灣和大陸出版有非虛構著作。

註2:房慧真,另一個名字是「運詩人」,生於台北,長於城南,養貓之輩,恬淡之人。曾任職於《壹週刊》,撰寫人物專訪,目前為非營利媒體《報導者》資深記者。著有散文集《單向街》、《小塵埃》、《河流》,人物採訪集《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

註3:廖亦武,筆名老威,中國著名的詩人、流亡作家與底層歷史記錄者。現居德國。2015年房慧真曾專訪廖亦武〈地獄遊記 廖亦武〉。

註4:可參考房慧真〈那一夜,從地獄回來報信的人〉等多篇《報導者》新屋大火週年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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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成立於1998年,每兩年舉辦一次,以「再見.真實」為核心精神,強調獨立觀點、創意精神與人文關懷,鼓勵對紀錄片美學的思考與實驗,是亞洲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官網:www.tid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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