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與白宮與川普舉行共同記者會，宣布將至少投資100億美元於美國建廠，創造1.3萬個工作機會後，川普隨後加碼爆料郭台銘承諾投資300億美元，隨後威斯康辛州也通過30億美元的稅務優惠。

鴻海赴美投資是當代一個重要的事件，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不過多數評論者並不在意這個事件的特殊性，而是從中擷取自己心中所想卻又希望其他台灣人接受的啟示，事實上即使鴻海不赴美投資，這些評論者依舊可以在其他事件中得到完全相同的啟示，因此儘管眾聲喧嘩，但鴻海赴美的特殊之處，卻乏人問津。

要了解鴻海赴美投資有何特殊之處，就必須先了解常態為何，這個問題的困難之處在於這個常態牽涉到美國經濟、國際投資與台灣企業的認識，除非是專業人士，多數人並不具備這樣的知識，因此我打算利用接下來幾篇文章，補充這些歷史背景，事實上一旦將這些知識揭露，即使不加以說明，細心的讀者也可以從中發現鴻海赴美投資的特殊之處，而獲得閱讀的樂趣。

19世紀到20世紀初發生的事

理解這個議題所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美國如何成為世界超強？多數人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大多會先想到世界大戰與軍事科技、人口移民與高等教育、布雷頓森林體系與美元本位等等因素，雖然十分正確，但是這些20世紀發生的事件，如果沒有19世紀美國企業所打下的基礎，也就無法支持這些事件的發生。而且與美國同文同種的英國乃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統治世界四分之一的國土與四分之一的人民，卻急遽衰退而將王座讓給美國，究竟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情，足以改變世界列強的地位，進而塑造20世紀迄今的世界面貌？我將在本文中說明美國這段時期的變化，在下文交代美國如何勝出英國。

根據錢德勒（Alfred Chandler）的研究，從企業史的角度而言，美國近代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790-1840年，這時期市場上充滿了許多的小型商販與企業，多數的企業不過是企業主外加一、兩位助手的規模，還有為數量龐大的消費者與家庭，正是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所描述典型市場， 為數眾多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彼此的身份（identity）並不重要，也缺乏足以壟斷市場的力量與過多繁瑣的管制，價格機能可以妥善地配置資源，導致交易量迅速增長。

為什麼這個階段在1840年告終？因為儘管美國由於市場機制而獲得相當快速的經濟成長，人口往西部遷移，總數390萬增加到1,710萬，政治制度確保全國市場的成形，如同亞當・斯密的預測，企業的分工程度隨著市場的擴大而增加，因此出現越來越多專門處理某一活動或是部分市場的企業，但是企業的規模與組織並無太大的變化，一個1790年的美國企業和1390年的義大利企業之間的相似程度，遠大於和1860年美國企業的相似程度，1840年之前無論美國或是義大利的企業都是按生產、行銷等功能區分的U型組織，之前數百年幾無改變，經濟成長並未帶來企業組織的改變。

為什麼是1840年

但是自1840年起，美國的企業組織開始有了前所未有的變革，進而為美國世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什麼是1840年？因為能源、運輸與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新的機會出現，企業必須改變組織形式以獲取這些機會。技術進步帶來組織革新並非新觀念，無論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或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都受到通訊與運輸技術的限制，而不得不採取分權的組織型式，例如蔣夢麟在《西潮》中便曾提及，他的村莊一直到清帝退位許久之後，才知道改朝換代的消息。

儘管如此，對於何時技術成熟到足以推動美國社會的改變，則有不同的說法，多數歷史學家認為1800-1810年新英格蘭地區所興建的水力動力的機械紡織廠是美國能源革命的開端，而運輸革命濫觴於運河運輸，另外，像Robert Albion等人則主張美國的通訊革命肇始於18世紀末的各種通訊工具的改善。這些說法或許有其道理，但是從企業的角度而言，以上這些技術革新都不足以促成被後世稱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企業改造，有意義的技術進步需要能夠帶來巨大的機會及足以大規模改變企業的組織型式及運作方式，準此而言，能源革命源自無煙煤的大量採用，水力、獸力與風力都不足以成為大規模穩定的能源來源，運輸革命始自鐵路，通訊革命則要自電報的發明算起，這一切都在1840年開始成熟到足以推動企業規模與組織的改變。

大企業將市場活動「內部化」

1840年之前一切如亞當・斯密所料，交易的規模與種類隨著市場擴大而與日俱增，企業的分工程度也隨之增加，許多原來由單一企業統包的工作，現在逐漸交由上下游不同的專業化廠商處理。但是1840年之後，情況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許多原先由市場處理的工作，現在則由新興的大企業自行處理，從原料、生產到配銷莫不如此，也就是大企業將原先由市場所處理的活動「內部化」了，這些大企業發現交易的例行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生產與銷售單位內部化也降低取得資訊的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內部化有助於大企業內部不同單位的協調，更有效地利用人員與設備，增加生產效率與降低成本，並且使得現金流動更為可靠，總之，從1840-1880年間，美國許多產業開始出現大企業，取代了很多原先由市場處理的工作，而在第三個階段（1880-1920年）之前，隨著鐵路與電報網路的完善，這一轉型終告完成。

這個趨勢挑戰傳統左右派對市場的理解，經濟生活並非如多數人所想像的，市場始終以無堅不摧的力量剷平一切障礙，不僅在經濟領域，甚至連許多傳統非經濟的領域也逐漸為市場滲透。相反的，經濟生活同時由市場與企業的力量相互拉扯而前進。嚴格說來，要說市場因大企業的興起而消退也不正確，雖然大企業在1840年後取代了許多市場的功能，但是無論是市場的規模與多樣化程度都不斷上升，正確的說法是市場與大企業同時不斷地擴張，但是細思之下，就會發現這一說法令人費解，因為這顯然違反了自從寇斯（Ronald Coase）之後學界的普遍認知，當市場與企業被視為相互替代的兩個分配資源的機制，此消必然彼長，如何能夠兩者相互替代又同時增長？

市場與企業共同演化

原因在於因為技術進步開創了更多的機會，使得兩者之間的比例雖互有消長，但是兩者的絕對數量都在增加中。雖然目前的主流看法是市場與環境塑造企業的行為與組織，但是至少從美國歷史上看，市場與企業兩者經常是共同演化，市場塑造企業，企業也塑造市場，社會是由看不見的手（市場）與看得見的手（企業）共同塑造的。

不過企業要取代市場，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是企業的規模要夠大，第二是企業必須要建立層級組織，才能夠獲取將市場活動內部化的利益。

首先是企業必須超越當時盛行的小商販模式，而擴大規模到新技術所能達成的規模經濟，大型工廠與昂貴的機械設備，固然價格令人咋舌，不過大量生產後，這些高昂的支出可以由大量生產的產品分攤，進而大幅降低單位成本。因此不意外的，美國的大企業革命始自資本密集的部門，如鋼鐵、石油、化工與化學等產業，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是由這些資本密集的產業開始，逐漸擴散到其他產業的。

從小商販林立到大企業形成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單一事件是企業併購潮（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ave），美國史上首度併購潮出現於1894年左右，鋼鐵、電話、礦產、石油、鐵路等運輸與製造企業間發生大規模合併，直到1904年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反托拉斯法適用於水平併購，才終結這波併購潮。對美國史上首見的大企業，無論是當時的媒體評論或是後來的學者、小說家與知識份子，多抱持著負面或敵視的態度，小說家與知識份子站在工廠附近的山丘上，望著昔日美好寧靜的農村為煙囪取代，紛紛抨擊這些大企業如何犧牲環境與恬靜的生活，情況與他們稍早對美國建造星羅棋布的鐵路的批評如出一轍，至於學者與政客的批評焦點在，這些企業獲利所仰賴者乃是操縱價格的壟斷力而非效率的提升，錢德勒對此則有全然不同的想法。

的確追求壟斷力量是當時部分企業併購的動機，但是更重要的是經理人利用合併的大企業來完成之前所無法想像的生產力飛躍，例如杜邦（Du Pont）公司的內部資料顯示，他們對同業的併購鮮少是為了壟斷力量，而是為了大規模生產以達成競爭對手所無法企及的低成本。

管理資本主義為美國盛世打下基礎

由於企業之間非法勾結（cartel）的契約無法在法庭上強制執行，參與各方又有違反約定的誘因，所以併購比勾結更具吸引力，加上當時股市的榮景與銀行家的介入，為併購提供資金。長期而言，純粹仰賴壟斷的合併企業均無法存活，只有那些改善效率的企業得以長期生存。為了瞭解當時的併購究竟是為了壟斷還是效率，在併購潮滿百年之後，Ajeyo Banerjee等人實證其效果，發現併購企業的市值平均增加12%到18％，而且這些增加的價值並非如其他學者所言來自濫用壟斷力量，而是如錢德勒所說來自效率的增加。這些大企業後來支持兩次世界大戰、參與太空競賽與創造長期經濟成長，奠定了美國長期優勢的基礎。

其次是這些大企業必須建立有效率的層級組織，才能夠攫取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機會，取得市場活動內部化的利益。美國大企業所建立的層級組織，乃是用看得見的手取代了部份過去屬於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將U型組織改為M型組織，由支薪的管理人員來控制、分配、生產，協調等許多之前屬於市場的功能。 美國大企業之所以取得快速成長，不僅僅是卡內基、福特等企業家運籌帷帳的結果，更是為數眾多的中階經理人員透過組織創新，執行生產、運銷、財務等決策，以及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活動，比市場更有效率的結果。

究其實美國能夠成為世界超強，還必須歸功於1840年起的管理革命，正是這管理資本主義為日後的美國盛世打下扎實的基礎，從管理資本主義的角度，我們可以進而解釋為何美國得以超越大不列顛的不落日帝國，成為世界超強的原因，詳情請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