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在臉書回憶當年他與母親秦厚修研讀古文的過往，他說，小時候他媽媽每晚教他讀古文，從春秋的「鄭伯克段於鄢」，到「桃花源記」、「滕王閣序」，總是先朗讀、背誦再抄寫。三年前他母親生病時，兩人回憶起這段過往，於是在醫院裡比賽背誦「桃花源記」，也寬慰了病榻上的母親。回憶這段「桃花源」後，馬英九接著說，台灣在國際社會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減少文言文的比例，是在開時代的倒車。

馬英九的這段故事，寫得詞真意切、相當感人。不過，如何把小時候向媽媽學習古文的過程，直接連結到「作為中華文化的領航者」、「不該減少文言文比例」，這顯然有邏輯上的斷裂。姑且不談「台灣是否要做中華文化領航者」這個大命題，為何高中生的國文課本多習一些文言文，就能夠「領航中華文化」？也是讓人一頭霧水。

從課綱爭議、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分野，到教科書裡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例，台灣社會每次討論就每次上火，關鍵在於沒有回到教育的本質看教育。所謂的課綱爭議與文白之爭，到底是要文以載「道統」，討論台灣的教育是否要膺續中華文化的傳承？還是要貼近老師與學生，誠懇地面對教學現場的問題？

馬英九說，當年他母親教他背誦古文的過程是「中華民族家庭教育的重要傳承，也讓我一生受用不盡。」馬英九的確在這教育過程中受惠了，所以他一路從建中、台大、出國留學，到甫回國即進入總統府服務，一路平步青雲甚而當上總統。不過，馬英九能夠受用，不代表其他人也可以受用。在馬英九小時成長的四、五十年代，有多少台灣家庭有這樣的家學淵源學古文？更何況，在網路速食文章隨手可得的現在，如果還要硬塞大量的文言文給學生，那肯定更快地將年輕人推離教學現場。

教育之道無他，就是站在學生的視角，盡可能融入他們的生命經驗，開啟他們未來的可能性。國語文教育不只是文學教育，不是要教會每個學生當小說家文學家，更不是要每個孩子都懂得鑑賞古詩詞，而是要讓他們具備聽說讀寫的能力，懂得如何使用以及與人溝通。

調整文言文比例也不是要從教材裡消滅文言文；事實上，調整後的文言文比例仍至少有三成以上，有興趣者儘可藉此窺其堂奧。重要的是，騰出的比例可以用來加強現代台灣學生的讀寫溝通與思辨能力。

這只是個把「義務教育」跟「高等教育」區分開來，以免扼殺孩子學習興趣的概念，但扯上道統、統獨，甚至國仇家恨，總是沒完沒了。其實，教育從來不是要學生強記些什麼，而是要讓學生打開眼界，試著多嘗試些什麼；把自己的生命與學習經驗硬套在小你幾個世代的孩子身上，那不僅是孩子的悲劇，也是文言文教育的悲劇。

好幾個世代的台灣學生都必讀必背這課「桃花源記」，馬英九從中想到的是與母親相處的美好，過程點滴令人動容。但多少人還記得「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的文本？多少人讀懂作者陶潛用「避秦」來表達對當時社會不滿，以古寓今的深意？又或者，多數人什麼都不記得，只記得求學時背不出課文吃老師藤條的記憶。

同一座桃花源，又豈是每個人的桃花源？如果只是硬逼著所有人一起囫圇吞棗，用以傳承「中華道統」的文言文教育，那又豈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