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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香吟專欄:看不懂悲情城市的世代

賴香吟 2017年09月03日 00:00:00
〈悲情城市〉或許不能稱上侯孝賢最好的作品,但這部電影確實比時代早走了幾步。可惜,觀影的五、六世代多數不知「悲情」為何物。(圖片翻攝自網路)

〈悲情城市〉或許不能稱上侯孝賢最好的作品,但這部電影確實比時代早走了幾步。可惜,觀影的五、六世代多數不知「悲情」為何物。(圖片翻攝自網路)

悲情城市〉,對現在的觀眾來說,並非多麼難懂的電影,然而,有個世代,卻不怎麼看懂〈悲情城市〉。

 

他們是哪代人呢?以簡便說法,是所謂五、六年級(以下簡稱五、六世代),說得再精確點,是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這十來年,台灣從農業走向輕工業,貿易出超,外匯累積,後來擠身亞洲四小龍,是經貿政策最為立竿見影的一段時期,同時穩固了強人威權政治體制。

 

另個角度,這十來年,對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台灣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名,多方整治教育、學術、文藝、國民生活,強調中國文化正統。這些雖是官方政策,由上而下,但對正在學齡期的五、六世代來說,灌注方便而徹底。相比而言,民間社會埋有伏流,愈受禁抑愈想破土而出,比如知識份子要求民主改革,鄉土文學意識興起。

 

侯孝賢開始拍片是在1980年代初,以他表現出來對現實的親近、對人物的掌握,顯然與上述伏流較為合拍,事實上,他與台灣新電影的接軌,始於黃春明(70年代鄉土文學代表作家)作品的改編。之後,他密集交出了「青春四部曲」:〈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皆來自朋友的故事,自己的故事,詩意地留住了時代風景與集體記憶。

 

他的電影觀眾,按理來說,很可以是上述五、六世代:這代人正逐漸來到少年青春。就算前三部作品來不及看,但最後一部〈戀戀風塵〉,知名度高,票房也好,人生初戀隨現實變異的故事,也容易引人感觸。雖然他們不見得體會四部曲的傷逝與批判,但侯導能將平凡人、日常生活做成如此景緻,對比中華文化、三民主義、瓊瑤與反共愛國電影,怎不叫人心有戚戚,五、六世代多半從〈戀戀風塵〉愛上了侯導。

 

 

〈戀戀風塵〉上映是1986年夏天,新電影另一大將楊德昌在冬天拍出了〈恐怖份子〉,截然不同的故事,截然不同的情調,然而都是幻滅,都得斷念,經典結尾李天祿飾演的阿公,望天道:藤割了蕃薯才能吸收養分,才會長大,今年颱風又來得特別早。

 

1986年的台灣政治界,確實有場颱風,但遲到九月才來:民主進步黨組黨,這是踩踏了戒嚴底線。秋天颱風,最怕由南邊海峽北上,遭遇東北季風,便容易帶來豐沛雨勢。面對這個棘手秋颱,年事已高的蔣經國評語:「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之後,不多久,包含侯孝賢與楊德昌在內,多位電影文化界人士起草了一份「台灣電影宣言」,開首也說:「我們回顧思索近兩年來台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種種跡象,深深感覺到台灣電影實際上也已經站在轉折點上。」他們批評電影政策,大眾傳播,評論體系,認為結構問題導致台灣電影陷入困境。這份電影史的重要文獻,於隔年1月正式發表。

 

幾個月之後,轉折點正式到來,台灣宣佈解嚴。

 

這一年,侯孝賢與楊德昌滿40歲,此前人生,全是戒嚴,此後,兩名新電影大將分道揚鑣,各自拍上述宣言所期待的「另一種電影」。

 

1989年,侯孝賢交出〈悲情城市〉。片中的九份山海與餐桌場景,雖然還連結著〈戀戀風塵〉,但是,一開場陳松勇的江湖台語,再來攝影師的日語,然後,辛樹芬飾演的寬美以優雅台語文唸出日記:「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雲。」

 

昭和二十年是民國幾年?戀慕侯導之名走入戲院的五、六世代,腦中茫然,一下子無法換算。

 

他們能背誦遙遠的歷史地理,但沒聽過二二八,不知白色恐怖,對戒嚴無感,台灣曾是日本殖民地也只是幾句話而已。

 

語言混雜,族群混雜,更不要說看似靜美的日常生活裡四處散置文化符碼:南洋、戰爭、引揚、經濟、階級、官僚…,層層糾葛,實在太費解了,打打殺殺是怎麼發生的?就算勉強理解成恩怨結仇,但為何又拉扯出那些牢裡的腳步聲,莊重的赴死?對五、六世代來說,這些都無跡可考,更別說還藏著鹿窟基地呂赫若的殘影。

 

侯孝賢(中)開始拍片是在1980年代初,以他表現出來對現實的親近、對人物的掌握,顯然與民間的伏流較為合拍。(圖翻攝鏡週刊)

 

〈悲情城市〉的視覺美學,應該還是打動了這些觀眾,不過,他們離開戲院的時候,心內留著許多問號。過去倒底發生了什麼事?父親、爺爺跟那些角色有關係嗎?那麼期待的新生,輝煌的生活,為什麼到後來卻是囝仔人有耳無嘴的訓斥、人生只剩填飽肚子的麻木喪志?

 

〈悲情城市〉上映20年紀念,侯孝賢接受訪問,說得明白:「一九八七年解嚴,八八年蔣經國去世,我們決定拍〈悲情城市〉。」他也提到當時能參考的書非常少、資訊很封閉。他們依靠的是文化同人的田調與拼湊。〈悲情城市〉裡談時論政的知青,由吳念真、張大春、唐諾友情出演,其中,起草「電影宣言」的詹宏志,被分派的角色正是因協助處理二二八事件而牽連友人下獄的「林老師」—這幾位客串演員,在解嚴後的文化舞台,卻貨真價實成了明星。

 

〈悲情城市〉或許不能稱上侯孝賢最好的作品,但這部電影確實比時代早走了幾步。在台灣歷史教育尚未展開之前,侯孝賢憑著「一種鬱悶之氣」,翻撞父執輩眾人欺、眾人騎的悲憤,勾勒台灣「悲情」從何而來,可惜,觀影的五、六世代多數不知「悲情」為何物,他們的性質不是鬱悶,而是乾淨,幾近無知,偏偏,解嚴後浪潮,一直來一直來。

 

這群世代的某些人,後來會意識到知識體系必須翻轉,無知有待補課;當然,也有一定比例的人,繼續保持有耳無嘴,甚至進化成無耳無嘴,謹守經濟至上、勤奮與責任。前者,他們的青年時期,被2000年陳水扁的夢與希望所收割;後者,當他們來到中年,被2016年的朱立倫做成競選廣告,哀怨問道:「我做錯了什麼?」

 

這些都是後見之明,回到歷史現場,不僅是一整代年輕人看不懂〈悲情城市〉,即使略知過往的大人們,也不敢怎麼表態與安排。〈悲情城市〉拿下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出口轉內銷,確保原片不被刪剪,還風風光光辦了場首映會。不過,會上倒底誰是貴賓?位子該怎麼安排?影片如何評論?據說也是茫無頭緒,結果是請當紅的林青霞、秦漢坐在首位,「該片的主角及導演,倒坐到其他位置去了。」

 

※作者為作家,著有《文青之死》、《其後それから》、《史前生活》、《霧中風景》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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