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安倍晉三公布解散眾議院之際，在東京都知事選舉力壓自民黨的小池百合子，宣布組成以自己為首的新政黨「希望之黨」。關於黨的政治政策包括情報透明、減少議員報酬，除了以「國民優先」拉攏選民，似乎也有重提國政府近期的種種醜聞，打擊對手之嫌。況且，陸續有不同在野黨甚至自民黨人士「倒戈相向」，表示加入希望之黨，「小池百合子 vs. 安倍晉三」自然成為了國內外傳媒報導的主旋律。但是，相對於希望之黨會否成為與自民黨旗鼓相當的勢力，又或安倍能否借提前大選重新鞏固地位，筆者以為更重要的議題乃是：這次眾議院的重組，到底能否改變日本自經濟泡沬爆破以來的種種悶局？

希望之黨不過是舊酒新瓶

希望之黨被視為有機會挑戰安倍的新勢力，要證明這種說法是否合理，還真的需要詳閱它的成員名單。在此略為疏理有份出席九月二十七日希望之黨設立記者會的人士之背景：

其中，有三點筆者以為值得注意。一、除了黨魁小池，黨員普遍的全國性工職經驗不算豐富。二、大部份面貌其實不過是在近幾個月退出自民或民進黨的人士。三、雖然箇中屬右翼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親會的成員不算多，但與自民黨曾關係深厚的小池在宣布政黨政策時明顯有「修憲」一項，稍後於BS富士的節目中更指入黨的條件之一是「基本上對修憲的議題要有所回應」。

姑勿論希望之黨的提名人數難以應付全國選舉，就算真的與在野民進黨合流，希望之黨似乎與日本現有政壇主流的保守作風無太大分別（小池把黨定位為「改革保守」），加上不乏近年弱不透風的民進黨之投機派，其質素成疑。另外，希望之黨和自民黨在修憲的分歧雖有待觀察，但小池在九月初取消發送關東震災朝鮮受難者追悼文，這種右翼的取向，與安倍大同小異（兩人曾同屬自民黨派閥「清和政策研究會」），自然不利與鄰國交流。因此，無論內政外交，認為希望之黨會為日本帶來「新的希望」，誠然非常勉強。

若再細嚼安倍解散眾議院的原因「國難突破」，就更會發現這次選舉無助日本的未來。

先看外交層面。因應平壤政府近來的飛彈試射和核試，安倍說：「越是這樣的時期，越應舉行選舉，針對如何應對朝鮮問題問信於國民。」問題是，對於彼岸近期多次的挑釁，日本其實還有多少個選項？回顧安倍政府的動作，除了公開讉責以及即時與美韓等國聯絡之外，似乎無計可施。基本上，日本在安倍口中的「這個時期」，對聯合國的制裁有所期望幾近不切實際，除了唯美國馬首是瞻，希冀美軍能保障國家安全，日本政府手中根本沒有多少手牌可言，頂多是提高防衛預算，強防自衛能力。是以，就算新的眾議院繼續由自民黨佔多數，還是有「意外驚喜」，將不會對解決北韓威脅有那怕絲毫的幫助。自民黨固然愛莫能助，日本其他政治勢力也肯定沒有能力阻止飛彈在領空上掠過。

收入需要增加，但同時要拒絕短視

另一方面，安倍亦表示，必須就預定2019年秋季增加消費稅及新增之收入的使用方向等重大議題問信於國民。首先，安倍是否真的決心加稅，值得質疑。2014年四月，安倍政府把消費稅率從自1997年四月橋本龍太郎年代的5%增至現今的8%，但其實這是緣於野田佳彥在位期間於參議院通過的法案。至於有關法案本來還要求於二○一五年十月把消費稅率再提高至10%，但安倍在2014年十一月以經濟為由，決定把實施期推遲一年半，並表明「不會再延期」。結果呢？上年六月又以G7為由（實情是以免拖累七月參議院選舉的選情），把實施期再度推遲兩年半，則2019年十月。鑒於安倍這方面劣績斑斑，現在他的地位本已不穩，就算能捱過這次大選，會否在兩年後履行承諾，沒有人能擔保。

而且，就算政府收入多了，不代表就能處理好日本的經濟和民生問題。日本人口老化不單在於家庭支援不足所致，社會普遍對將來失卻信心才是主因。然而，安倍經濟學過分偏重量化寬鬆，依重日圓走弱以刺激出口及旅遊業，一來忽略了此舉變相增加了後三‧一一時代（缺少核能發電）燃料入口的支出，二來對美國利益有損，難以長期實行（參考美元和日圓的關係，以及1985年美國主導的《廣場協議》之原理），更重要是沒有對國家的經濟結構作出必須的改革。種種短視的做法，難怪國家經濟幾年也沒有好轉跡象，國民的信心也自然沒有回復過來。

無論如何，安倍在這時提出「育人革命」，增加對低收入家庭育兒的支助，有勝於無，但更徹底的做法不可能只往錢看，而應該有更長遠的規劃，譬如著力改革令人詬病的勞動文化，讓父母有心力能兼顧育兒，以及認真檢視過份保守的移民政策。畢竟，人口結構與國家內需息息相關，可惜數據卻顯示，日本三年前的總生育率只有1.42，與維持政府理想的一億人口所需的2.1仍有一段頗大的距離。然而，如果安倍今次變相「派錢」只為贏得大選，國家根本不會變好。所謂改革，當然會面對反對聲音，未必即時能贏取民心，卻對國家有益。可惜以安倍上任迄今的情況看來，他的改革決心（除了修憲）似乎並不足夠。

有趣的是，在國家財政問題日趨嚴重之時，小池卻認為不應加稅，頗有昔日安倍一再推遲加稅的影子，明顯是為了吸納更多的選票。小池當然有前車可鑒。遠的不說，2008年鳩山由紀夫宣布「四年內不上調消費稅」的執政方針，民主黨在大選獲勝。兩年後，菅直人卻在參議院選舉前提出把消費稅率提高至10%，換來慘敗的下場。但是，10%的議題已一再延誤，日本還有多少經濟本錢可以讓政府消耗？小池這種取態，當然不可能為國家帶來出路。

真正需要改變的是政客和國民的思維

顯易而見，「小池百合子 vs. 安倍晉三」的格局已反映下個月的大選只是日本保守政治勢力的重新分配。安倍保住江山的機會較大，但小池也許能為自己成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下一步好棋，可是無論誰勝誰負，對國家的走向影響根本不大。為此解眾眾議院，實在可悲。

說到底，安倍執意解散眾議院和小池反對加稅的原因雷同，都是私利為先，公利次之。於是，為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大選當前，雙方就千方百計討好選民，都說自己的政策都是為了國民，情況就如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 ~ 1974）道：

「他們在政壇上步步升高，僅僅因為他們善於安撫、賄賂、唆使、哄騙或者能夠設法控制選民中那羣吹毛求疵、來勢洶洶的人。他們最主要考慮的不是自己的觀點和使命是否正確，而是能否爭取民心——即不在於觀點和使命是否行得通並行之有效，而在選民中的意見領袖是否立即表示滿意。」

但，除了設立更有效禁止政客以公謀私的制度外，我們不也應該反問，為何選民如此容易被討好？為何會討好選民的人，往往能問鼎權力？政客固然匹夫有責，但在健康的民主制度下，政客的當選與國民的決定不也是息息相關嗎？美國著名作家葛萊傳（William Greider, 1936 ~ -）曾憶述一位老記者對他的分享：「如果你認為州議會議員很糟糕，你應該看看他們的選民。」真是一語道破。這樣看來，完備的公民教育非常重要，因為這才能使社會有更好的基礎去思想自己在所屬共同體的權利與責任，讓國家較易走上正確的道路。始終，我們得承認狗口長不出象牙。

無論是政客和選民的問題，不單是民主化不滿百年的日本要處理的，對於民主基礎較好的西方國家，都是必須解答的難題。當然，多年困於藍綠兩鬥的臺灣，雖在太陽花運動後有時代力量等新政治勢力的冒起，但仍然諸多挑戰需要正視。

※作者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