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層社工長期處於高工時、高案量、高壓力、高風險與低薪的「四高一低」工作環境，殘酷的是，這群支撐全國社會福利體系的社工，自身勞動權益往往未受保障。社福界近年頻傳有社福機構苛扣社工、將其部分薪資「回捐」給機構，各縣市社工職業工會幾乎都是在此背景下成立，決定挺身捍衛社工權益。

業界不能說的祕密：回捐

社工小花（化名）去年5月到某社福機構任職，扣除自付的勞健保費後，第一個月薪水只領2萬7960元，後來雖逐步拉升到3萬1881元，但直到今年5月報稅前，他發現雇主退稅差給他，且薪資明細上有一筆「愛心專案代捐」，才知道自己遇上業界俗稱的「回捐」，也就是雇主違反《勞基法》、薪資未足額給付。

小花輾轉向「桃園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求助，經工會介入協調，才發現該機構向縣市政府申請的社工薪資補助方案是每月3萬4千元，扣勞健保費後，每月實領薪資應該是3萬2831元，但他卻始終沒拿到足額薪水。一整年下來，他已默默被「回捐」將近3萬元；經過爭取，小花日前終於拿回薪資差額。

過去社福界有不少是像這樣以「愛心專案代捐、互助金、福利金」為名目的回捐型態。進一步探究，正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仰賴社福機構代為執行兒少、老人、婦女、身障福利等「法定業務」，機構在財源上則多依賴接政府委外案件為生，兩者有「共生關係」，因而讓機構經營者有「上下其手」的空間。

調查發現　2成社工恐被「回捐」

衛福部在2015年時，曾委託「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調查社工勞動薪資，當時有871名社工回覆線上問卷，其中有近2成（170名）的受訪者「實領薪資低於應領薪資」。這170名社工中，每月差額1千至3千元比率最高、達46.7%；差額3千至4千元的則有20.1%。

進一步分析有「差額」的原因，最多是因為社福機構將雇主應負擔的勞健保費轉嫁給社工，從政府補助的人力薪資中扣除，占27.6%。此外，試用期薪資較低（17.1%）、加班不領加班費（9.4%），也是常見社工薪資被「回捐」的樣態。

事實上，社工「回捐」的樣態，與社工薪水來源高度相關。據《上報》調查，即使是在同一機構服務的社工，薪水也可能來自不同方案；整體來說，社工薪水主要有三大來源。

拿中央補助動手腳　社福雇主涉違法

第一塊是社福機構接受政府委託，或向政府申請補助；其中可再細分「公辦民營、方案委託、方案補助」三類，這塊社工薪資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按月撥固定金額「專業服務費」給社福機構，若未全額進社工戶頭，就有違法的疑慮，這也是最常發生「回捐」的部分。

第二塊是社福機構可向「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等非營利機構申請補助社工薪水；這塊也有「回捐」狀況，但通常得看核銷時是否徹底稽查。第三塊則是社福機構自籌社工薪水，這塊較少涉及「回捐」。

誰說社工就該「犧牲奉獻」？

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成員直言，「回捐」問題在社福界已存在十多年，「從沒消失、甚至被默許」，背後一個結構性原因在於，「社工的專業形象，壓抑對勞動權益的爭取，因為外界總期待社工『犧牲奉獻』。」但如果社福機構助人行為是建立在剝削員工上，「怎能說助人是要促進世界更美好？」

桃園市社工職業工會理事陳新皓接受《上報》訪問時表示，有的社福機構規模小、財源窘迫，社工起薪可能只訂2萬6千元，對此工會立場是「尊重機構內部的人事制度」。「但如果機構向縣市政府申請的人事費是3萬3千元，另外這7千元絕不能作為機構收入，必須如實退還給社會局，因為這是人民的納稅錢！」

陳新皓直言，社福機構不是外包公司，不能營利賺取「價差」，「社工在做的是社會服務重新分配」。「站在工會立場，在公辦民營、方案委託契約中，幾乎都有15%的行政管理費用，這才是『社福民營化』制度中，唯一被認可的機構委辦收入，只有這筆錢能放進機構口袋。」

對於社工被要求「回捐」案例頻傳，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司長李美珍說，衛福部正在研擬明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其中會明確提到，專業服務費（人事費）不得包含雇主應自行負擔的勞健保費。未來若查到有機構違法，「將來這個單位可能就不會再補助它」。

李美珍說，「回捐是違法行為，站在衛福部立場，希望社工有具體事證時能立即通報。」她強調，「通報不一定要具名，只要有具體事證，我們就去查。」

「社工界很小」　雇主逼退陳情人

不過，據各縣市工會觀察，願意挺身而出爭取自身權益的社工，的確不多。

陳新皓指出，桃園工會陸續有接觸到被「回捐」的社工，但工會會尊重個案想法，「願意把案子走完、完整證據蒐集的並不多」；僅有少數個案願意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變成工會倡議的議題。

高雄市社工職業工會指出，社福機構通常最在意形象，一旦爆發勞資爭議，機構通常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過也因此，勞資協調時通常會議定「不能曝光」，浮上檯面的個案並不多。有的雇主甚至會警告「社工界很小」，希望以此逼退陳情人。

為提高社工勞動意識，高雄社工職業工會近來積極走訪校園宣導，希望更多社工系學生提早意識到，這是出社會時可能面臨的問題。

桃園社工職業工會則提醒基層社工，去年底新修正的《勞基法》明定，薪資明細必須明列工資各項細目，社工可交叉比對實領薪資、勞保投保級距、薪資扣繳憑單3份資料是否相符，藉以確認「我是不是被回捐了」。

陳新皓直言，社工「回捐」案層出不窮，從社福機構、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都有其該負的責任。過去數十年來，政府為讓社會福利輸送更有彈性、資源應用更有效率，積極推「社福民營化」以節省成本，間接壓低社工的勞動條件。

「政府迴避應盡的責任，不代表機構就可以把自身無法承擔的營運成本，轉嫁到基層社工身上。」陳新皓強調，機構經營方必須自問，是否害怕失去政府委外案件的「青睞」，所以態度曖昧，一直不願跟政府「說清楚、講明白」。

陳新皓表示，中央政府應訂出防弊機制，對「回捐」祭出懲處，例如違法者一定期間停權、不得繼續承接政府方案，或必須罰20%的方案補助金額等。若地方政府願意主動揪錯懲處，中央政府也應設計一套機制，讓地方政府不會因此考核被扣分、影響隔年預算分配，藉此鼓勵地方政府「吹哨」反映問題。

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沈曜逸則指出，政府不能兩手一攤，只說「社工薪資交由市場決定」，既然政府補助方案的社工人事費是3萬3千元，政府就要拿出立場，說清楚「給3萬3千元的意義是什麼」？唯有釐清薪資結構後，才能進一步設計，社工能否依不同年資、工作類型給予不同的薪資級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