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開放》雜誌結緣是在1999年。那一年，學者徐友漁從香港訪問歸來，給我帶來一本《開放》雜誌以及因轉載我文章的一筆稿費。那一刻，我不可抑止地愛上了這本尖銳坦率、酣暢淋漓的政論雜誌，並開始爲之撰稿。此後十多年，在《開放》雜誌上，我的文章常常與劉曉波等少年時代尊崇的前輩知識分子的文章編排在一起，對我來說，這是一件特別值得自豪的事情。

2003年夏天，我訪美歸來，在香港短暫停留，見到了金鐘和蔡詠梅兩位《開放》的靈魂人物，《開放》也爲我主辦了在香港的第一場公開演講會。此後七年間，我每次訪問香港，都會去位於軒尼詩道上的《開放》編輯部小坐，跟金鐘和蔡詠梅等青梅煮酒、談天說地。

我幾乎一期都不間斷地爲《開放》撰稿，《開放》從不會刪去我文章中的「敏感」部分，它確實是一份擁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媒體。我也先後在《開放》出版了《拒絕謊言》、《天安門之子》和《中國教父習近平》三本政論集，是在《開放》出版專著最多的作者之一。

然而，這些年來，我也跟《開放》雜誌一起經歷了中共極權體制對香港自由法治的蠶食鯨吞。尤其是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在北京變本加厲的打壓之下，逐步走向無法遏制的崩壞。2012年，我逃離中國之後，再也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2013年，當很多人對中共新黨魁習近平啓動政改翹首以盼之際，我完成了批判習近平的著作《中國教父習近平》，計劃同時在香港和台灣出版。

未曾料到，原來答應出版的兩家香港出版社先後放棄出版計劃——或因出版者被騙到中國、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重刑，或因出版者接到來自中國的恐嚇電話而取消合約。金鐘冒着風險接手出版該書，卻成「天鵝的絕唱」——等到兩年後我要出版第二本批判習近平的著作《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時，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讓香港出版界風聲鶴唳，金鐘在家人的勸誡下放棄了新書的出版。以後不久，傳出《開放》停刊、金鐘退休並移居美國紐約的消息，真可謂「三十功名塵與土，自由事業血和淚」。

批判中共三十載　《開放》擠身華文政論經典

對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台灣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叫「狗吠火車」。大約是日治時代，日本殖民政府爲發展台灣經濟，大量修筑鐵路，以呼嘯的火車爲象徵的工業文明打破了長久以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文明。狗的驚恐的叫聲，當然不能叫停奔跑的火車；同樣的道理，中國的民主化不可能寄希望於一本或數本像《開放》這樣的海外媒體，但《開放》這本靠兩三位同仁苦苦支撐的雜誌，卻借助香港昔日言論自由的環境，對中共的暴政展開長達三十年之久的「狗吠火車」，這本身就是一個傳奇故事。

歷史學者湯晏認為，百年來最有影響的華語政論刊物有四本：民國初年陳獨秀辦的《新青年》、抗戰前夕胡適和蔣廷黻辦的《獨立評論》、抗戰勝利後儲安平辦的《觀察》以及五十年代雷震和殷海光在台灣辦的《自由中國》。那麽，我要再加上一本金鐘在香港辦的《開放》，《開放》的壽命超過了前面四本雜誌加起來的總和。

誰也不知道壓倒中共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就好像1991年更強大的蘇聯政權崩潰前夕，沒有一個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對蘇聯的命運作出準確預言。非理性極權政府的垮台，大都無法用某種既定的理論來沙盤推演。但是，《開放》的編者和作者都能驕傲地宣稱：存在長達三十年之久的《開放》雜誌，肯定是駱駝背上的稻草之一。

如今，金鐘從三十年來《開放》雜誌上發表的多達一萬三千多篇文章中精選出一百篇，結集成《三十年備忘錄：開放時代一百篇精選》一書，堪稱這個時代最誠實、最堅韌、最勇敢的見證。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