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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征途》-繁榮背景下 稀罕而珍貴的聲音

趙思樂 2017年11月11日 07:00:00
「當你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從他的眼睛裡,看見他的悲哀,這種個體被摧毀的命運就難以再被當作一個繁榮背景下的雜音而忽略不計。」──趙思樂(湯森路透)

「當你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從他的眼睛裡,看見他的悲哀,這種個體被摧毀的命運就難以再被當作一個繁榮背景下的雜音而忽略不計。」──趙思樂(湯森路透)

關於這本書:本書描寫5位中國女性分別在不同的時間點投身社會運動,有人屬於自我覺醒(如艾曉明、寇延丁),有人是被迫成長(如七零九律師團的妻子們),有人則是順著原本該生長的樣貌而走到命定的位置(如王荔蕻、葉海燕)。透過同樣身為女性的作者(趙思樂)之筆,她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有了與男人橫衝直撞不同的形象,她們的聲音也因為稀罕而珍貴。

 

…艾曉明在拍攝的是她的新紀錄片《夾邊溝祭事》,影片背景有著這樣一段歷史:1957到1960年,2000多名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被放逐到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在零下2、30度的荒漠中強制勞動。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凍餓而死,最後存活的不足600人。

 

人們相互揭發彼此的怨言和懶惰,也用樹枝從彼此的肛門裡摳出因缺乏營養而結塊的糞便。他們約好死了就相互掩埋,也吃過別人的屍體,卻沒有人能夠反抗-說是麻木都過於簡單以致不公道了,系統性的話語、思想和體力的剝奪,讓人失去任何反抗的可能-50多年後,活著的人回到這裡,想要追尋死去同伴的骸骨和姓名,將他們的骸骨拾起埋葬,以他們的姓名立一座碑,但事情當然不會那麼順利,剛樹立的石碑幾天後就被砸毀,埋下的骸骨被挖出來拋回荒野。

 

艾曉明為這部片子已經工作一年半多了,剛完成的粗剪共5集,時間長達6個多小時。儘管她的許多朋友看了粗剪版本已經震撼不已,但她覺得還不夠好,她想等一場雪,一場大雪,好作為空鏡剪進片子裡,讓觀眾能稍稍體會主人公們當年的刺骨嚴寒。

 

一入隆冬,艾曉明就在武漢家中天天盯著甘肅天氣預報,當她終於等到這場大雪,她立即通知我買第二天的機票到甘肅與她會合。

 

我們每天除了睡覺和在車上的時間,就是拍外景。甘肅大漠上的風總是狂妄地吹,風掠過的皮膚都會變成冰的溫度。低溫從我裸露的太陽穴和額頭向內傳導,我開始頭疼腦脹,恨不得能把自己的頭顱從脖子上拿下來。艾曉明在遠處拍攝,她的手和頭完全曝露在風中,我不知道她是怎麼能忍受的。

 

我路過一個荒漠上的土丘,就產生一種想趴上去的衝動,因為那看來是荒漠中唯一能擋點風的辦法。在《夾邊溝祭事》的粗剪版本中,有一個人在冷風中哀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別人在一個土丘上發現了他的屍體,我現在理解了他的位置選擇。

 

太陽傍晚6點下山,大漠上6點半就伸手不見五指,6點45分要是還沒有回到車裡,全身不管穿了多少衣服,我都覺得像赤裸一樣,寒氣已穿透羽絨服和毛衣,6點50分,我連自己的皮肉都感覺不到,彷彿成了骷髏,冽風就削在骨骼上。我衝進車裡暖和了10分鐘才開始恢復思維能力-原來「寒風刺骨」是這個意思-當年夾邊溝的人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

 

 

其實如果不是上次去她的武漢家中採訪後,我這三個月來不斷求艾曉明讓我陪她拍一次片子,她是不應該帶我來當助手的。艾曉明每次出門拍攝要帶助手,是因為以她的年紀,她已經無法一直扛著沉重的設備,而且隨著她對自己作品的畫面要求升高,她現在出門要帶兩台拍攝機器,一台攝影機、一台單眼反光相機、不同鏡頭、三腳架、還有一盞打光燈。

 

然而我不是一個好的負重助手,我身材消瘦,平時也不運動。艾曉明因此不得不自己多承擔一些負重,我也儘量承擔比平時的上限多一點的重量。我本來打算在拍攝途中還能跟她聊一些問題,但實際情況是我們在嚴寒中根本沒有心情和體力做採訪。

 

這趟拍攝結束後,我對艾曉明說,我的感觸就是自己以後絕對不往紀錄片方向發展。艾曉明笑著,循著她多年當老師的思維說:「人家都說參與式教學,不能第一次就參與得太狠,不然學生覺得太苦,以後都不想幹了。」

 

除了體力,艾曉明的身體其他方面也開始跟不上緊張的拍攝,她抱怨自己開始老花,看不清取景框裡的圖像對焦沒有,她自嘲要是不戴老花眼鏡就像個瞎子在拍攝。但在嚴寒裡,老花鏡片貼在她的眼睛和取景框之間幾秒鐘就滿是霧氣。

 

我們在甘肅拍攝5天之後,艾曉明接到一通家裡打來的電話,她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事。果然,家人告訴她,父親又把自己的鼻胃管弄掉了,這意味著她得馬上趕回武漢,帶父親去醫院重新插管。艾曉明糾結起來,由於90多歲的父親不能自理,她的外出拍攝時間一直極為稀缺,每一次都要等父親情況穩定、家裡的看護工作得力,她才能見縫插針地出差幾天。

 

艾曉明作出決定,還是按原計畫完成這趟拍攝,她請家人嘗試為父親餵食幾天。父親因吞咽障礙而常年鼻餵,但一直對食物再進入口腔有著渴望。三天後,當我們終於結束工作奔上歸途,她的父親已經因食物嗆進肺部又開始發燒。

 

2012年從中山大學退休以後,艾曉明常用三個身分描述自己:女兒、家庭主婦、紀錄片工作者。這基本構成了她在武漢家中的日常:一天多次去看看房裡的父親,他精神好時陪他坐坐說說話,雖然他大多數時候都在臥床睡覺;跟請來的阿姨溝通老人家的照料,吃得少了要煮得更稀,天氣涼了多加一床被子;其餘時間艾曉明就在臥室裡剪片子。這還算好的,如果父親發燒住院,她就得每天坐一、兩個小時公車去照料,能工作的時間所剩無幾。

 

《夾邊溝祭事》裡的右派老人們,比艾曉明的父親小不了幾歲,他們的子女也跟她一樣,有著黑五類的青春期。我問艾曉明在剪片子時會不會想起自己的少年經歷,她糾正我的刻板想像說,製作紀錄片跟學者做研究一樣,憑藉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思考,而不是感懷身世。

 

然而艾曉明後來又說起,有幾次她與受訪者一起通看全片時,她會覺得喘不過氣來。她最感到壓抑的時刻是,當倖存者突然表白:我不反黨,我愛黨,我只是對某一件具體的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這個具體事情的做法。或者當受害者的子女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挺好的,我們不想再談這件事。

 

「我非常清楚這種話只是面具。」艾曉明說,老人或他的子女說出這話時並不是故意在說謊,而是人們已經習慣了不敢也不去思考這種危險的問題。這種狀態,對於她這種經歷過毛時代的人,太過熟悉。她看著自己的受訪者連同他們的子女仍承受著恐懼的脅迫,艾曉明說:「這說明那個時代從來沒有過去。」

我問艾曉明,她以前熱衷的都是抗爭運動相關的題材,為什麼這次選擇了一個歷史課題?她回答說,這不是「闔上了的歷史」,有人想建碑,有人在砸碑,這就是一場正在發生的運動-祭奠,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這提醒了我,艾曉明在近幾年拍的一個又一個短片:2010年,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案,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她採訪了劉霞;2011年,她拍攝譚作人案開庭,他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5年;同年,她拍攝田喜的愛滋維權案開庭,田喜故意毀壞財物罪成立,判刑1年;又同年,她拍攝王荔蕻開庭,王荔蕻尋釁滋事罪成立,判刑9個月;2014年,她拍攝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案開庭,許志永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成立,判刑4年;2016年,維權律師709案,顛覆國家政權罪,她採訪了原珊珊的一年經歷。每一條短片,都像一場祭事,記敘一個陷入寒冬的運動。

 

在我的祖國

只有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詩 

只有你未曾愛過我

當你知道我葬身何處

請選擇最美麗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

來向我認錯

 

2014年清明節的後一天,經歷重重阻截之後,艾曉明第一次到達夾邊溝林場門口,但還是被兩排穿著迷彩服的年輕男人攔住去路。乾燥的土路直直地向前延伸,她卻無法再向前走一步。在這場無法完成的祭奠中,她面對前方的道路,以及面無表情的年輕人,朗誦了俞心樵的這首《墓誌銘》

 

剪片子的時候,她猶豫了一下,沒有把自己念詩的這段剪進去。「一部紀錄片能做的很少。」她說,隨著身邊的運動者一個個被打壓,也隨著她自身的邊緣化,越到後來,她就越傾向於把自己放在鏡頭之外,留給公眾更多認知和思考的空間。

 

艾曉明說,自己現在是「困獸猶鬥」,她解釋道:「就是被圍困的野獸依然還在戰鬥。」她正被年齡和體力圍困,被政治壓力圍困,也被家庭的義務圍困。

 

※作者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現狀,帶領讀者直擊中國女性與司法抗爭、展開公民覺醒的漫長征途,其文章多次榮獲「人權新聞獎」,並於2017年獲得亞洲最高新聞獎項─「卓越新聞獎」肯定。

◎本文摘錄自《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第11章-祭事。八旗文化出版。/全書以2008年《零八憲章》發布的時間點為分界,上部描寫書中女性人物與中國內部社會運動的緊密連結,下部描述她們的命運因陷入掙扎所做出的應對和成長。/本書為報導文學體裁,人物參與的事件有「八九學運」、「四一六運動」、「太陽花運動」、「茉莉花運動」、「雨傘革命」、「七零九大抓捕」等,時空背景橫跨兩岸三地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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