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曾原信)
台灣的立法委員隨意信口雌黃很常見,不過,如果連兩岸外交這些理應團結對外的領域都胡説八道,就不該被等閒視之;所有惡意的累積、仇恨的動員,都是這種言論開始。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抨擊宋楚瑜的APEC行與習近平「沒有任何自然互動」,要蔡英文「找個能明確彰顯台灣立場,發揮一定實質外交能力的人,免得選賠了夫人又折兵。」就是個典型的案例。
創設於1989年的APEC是台灣極少數能參與的國際經貿場合,但即便如此,台灣的與會名稱與代表層級,仍然深受1991年我加入APEC時的諒解備忘錄制約。歷任台灣總統都曾經努力爭取親自出席,不過李登輝時期僅能由當時的經建會主委蕭萬長、江丙坤與總統府資政辜振甫與會;陳水扁時期更為倒退,甚至只能派出林信義、張忠謀、施振榮等企業家。馬英九時代固然有「前副總統」連戰與蕭萬長與會,不過,這多數是受惠於當時雙方默認的「一中框架」與領袖代表本身即與對岸的私人交情,很難有進一步解讀。
徐永明說,希望下屆APEC還是找個能明確彰顯台灣立場的人,別再深受「中國因素」影響,這其實是在睜眼說瞎話。2001年的APEC在上海舉行,那時陳水扁風華正盛、兩岸也還沒鬧翻,阿扁嘗試派出前副總統李元簇就被打回票,中國還用一紙傳真傳來邀請函羞辱台灣,成為台灣迄今唯一一次缺席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2005年陳水扁又連任後,又嘗試改弦更張派出時任立法院長的王金平與會,一樣遭到中國否決。
十多年前尚且如此,如今中國國力又更上層樓,台灣豈有在APEC派出「能明確彰顯台灣立場的人」的權力與自由之理?即便現在要去追究所謂的「諒解備忘錄」在前,APEC領袖會議在後(1993年才開始),台灣也只能屈從於國際兩岸現實,而徒呼負負。
更驚人的是,作為一個在統獨座標上更偏獨的時代力量力量,徐永明竟然以:「宋楚瑜與習近平三度在公開畫面中都沒有任何『自然互動』,評價宋楚瑜的APEC行已經「邊際效益遞減」。此說與若干深藍統派從去年開始就唱衰「宋楚瑜的APEC行一定被封殺」、「習近平不會給宋楚瑜好臉色」幾無二致,統獨兩端居然共同以中國的態度來衡量評價宋楚瑜之行的成敗,那又是何等的諷刺?
徐永明的起心動念也不難理解,他想透過定位宋楚瑜這個「戒嚴時期的化妝師」、「老國民黨時代的金權代表」,來切割出比民進黨更獨,以及更反國民黨的選票。不過,蔡英文不是找宋楚瑜當黨產會主委或主導轉型正義工程,而是在一個必須與中國交手的外交經貿場合,選擇與宋楚瑜攜手合作。如果連這樣的場域都要先分清楚彼此的黨派血緣,取悅獨派之前早已撕裂台灣,台灣還辦什麼外交?
連續兩年出席APEC的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說,「沒有參與的人,不知道台灣的處境有多困難,在美中兩大強國下,其他都是小國。」其實,小國不是沒外交,小國比任何大國都需要務實、理性與有彈性的外交;徐永明亂射在宋楚瑜身上的口水,除了用來攫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外,無益於國家的團結,毫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