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順利完成了「亞洲行」，在所有行程中，川普的「北京站」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面無疑是最受矚目的。「習川會」的影響，上至影響世界權力格局的結構，下至影響亞太區域秩序，兩岸關係自然亦不例外。

對於兩岸關係而言，「習川會」的重點在於中美雙方對台政策的共識部分，這將影響未來中美台三方互動模式。然而，筆者卻認為，由於川普在過渡時期對「台灣問題」的過度消費，使得後續效應仍在持續，所以「台灣問題」並非本次「習川會」所關注的重點。

但是，「習川會」對台灣的總體影響仍可歸結為：「中美維持默契，台灣逐漸邊緣。」事實上，根據台灣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位置，可以粗略地類型化為四種角色：台灣牌、現狀不作為、邊緣化、棄台。就近兩任美國總統而言，台灣在歐巴馬時期更多地是「台灣牌」的定位，其地緣戰略價值較高；而在川普時期，台灣的地緣戰略定位則逐漸從「現狀不作為」向「邊緣化」移動。

台灣牌：歐巴馬時期的「戰略保值」

總體而言，台灣在歐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是處於「戰略保值」的位置。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中美關係層，歐巴馬政府較為嚴格地恪守了「三公報一法及六項保證」的對台政策，無意改變兩岸現狀，避免中國大陸的反彈。

其次，在美國亞太大戰略層面，歐巴馬政府並沒有將台灣正式納入「再平衡」的同盟輻射體系，而是通過非正式場合強調美台之間的友好關係。例如，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在其發表被視為再平衡戰略宣言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並未正式提及台灣地區所需扮演的角色，但卻在夏威夷中西交流中心的講話中，非正式地將臺灣地區界定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經濟夥伴」。

然而，此舉並非弱化台灣在其戰略中的位置，而是「暗化」台灣作為戰略牌的角色，實際上是增強台灣牌的靈活度。最後，在戰術層面，歐巴馬政府習慣將台灣牌作為平衡中美關係的砝碼，調控中美關係的鬆緊程度。如「習馬會」後的對台軍售便是平衡中美關係的案例。由此可見，歐巴馬時期暗化台灣牌的戰略設計，在本質上是提高台灣的戰略價值，而戰術上的靈活運用則有助於台灣牌的「保值」。

邊緣化：川普時期的「過度消費」

美國外交戰略的大調整往往伴隨著總統的更迭而產生。川普作為行事風格特立獨行的新任美國總統，其外交戰略部署必然也會與歐巴馬政府大相徑庭。對台政策作為傳統美國亞太戰略規劃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總統輪替的影響而發生重大改變。

換言之，川普的亞太戰略理念從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他對台政策的走向。如同筆者早前的投書所言，川普的亞太戰略佈局依舊不夠清晰，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無法追溯他戰略理念的特質。在筆者看來，川普的戰略理念特質由以下三大要素組成：指導原則、策略手段以及議題導向型。

具體而言，自上任以來，川普唯一沒有否認和推翻的理念就是：美國優先原則，其要義是用美國主義代替全球主義。延伸至外交戰略領域，美國優先成為指導原則演變為川普政府認為傳統盟友的利益是可以交易的，戰略信譽在美國優先的原則面前並不重要。

在策略手段方面，與歐巴馬政府嘗試通過重塑亞太區域的規制來遏制中國的策略不同，川普政府更傾向於通過交易談判的方式與中國大陸互動。在議題導向方面，川普政府更多地是以「議題」作為出發點，而非提出一套較為完整的亞太戰略的論述。川普所關注的亞太議題主要包括：台灣問題、朝核問題、南海問題、美俄關係以及網路安全議題等。上述三大要素構成川普的外交戰略理論，而台灣問題成為他實踐戰略理念的第一個對象，也是第一個「被消費對象」。

川普如何利用台灣牌

消費台灣的起點始於2016年12月的「川蔡熱線」，當時作為候任總統的川普第一次打破中美多年來的默契，直接與蔡英文通話。此種打破陳規的舉動不僅引起國際的關注。此後，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與華爾街日報採訪時，更是直接表示希望與中國大陸商討「一個中國」問題，這自然在中國大陸產生巨大反應。

根據前述的戰略理念，川普此舉的主要目的有三：首先，以美國優先為根本原則，川普政府挑戰一中原則的根本目的不在於重申對台防務的承諾，亦非出於傳統對台政策中的道義幫助，而是盤算著如何利用台灣牌現存戰略價值的提高，作為與中國大陸在經貿問題中的談判籌碼，以最大化美國的利益。

其次，川普政府所擅長的交易策略，更進一步將台灣作為交易物件擺上談判桌，增大中美間利益交換的可能性。最後，川普政府的「議題導向型」的傾向具有短期熱炒議題的嫌疑。

換言之，如同股票市場中的題材股短期熱潮後會大概回落甚至一蹶不振，台灣問題也被川普視為短期能夠快速提高籌碼的工具，但後續的效應則可能是台灣所無法承擔的。

川普過度消費台灣的效應也在後「川蔡熱線」時期得到體現。川普在與習近平的通話中實現了對「一個中國」的回歸，並在同年4月的「習川會」中重申「一個中國」的認知，進而回絕了蔡英文再次通話的請求，稱無意給習近平惹麻煩。

避免被拋棄

而後，雖然川普繼續對台軍售，但就數額與武器的類別而言並無太大的新意，因而除了中國大陸做出的「例行反對」以外，並無激起較大的波瀾。最後，在本次川普亞太行的北京站中，與習近平會談的涉台部分也僅是重申對「一個中國」的立場。

筆者認為，過度消費台灣的後續效應還將進一步被國際事件所加強。承前所述，川普是議題導向型的外交風格，這意味著亞太許多更具吸引力的議題將轉移川普對台的注意力。例如，最近的朝核危機便成為中美博弈的主要場域。更進一步，就算朝核問題和平解決，川普政府還有南海問題、美俄問題，甚至新進的「印太戰略」的印度問題亟待處理，而這些議題的戰略價值對於川普而言顯然是高於台灣問題。

由此可見，從歐巴馬到川普，台灣的戰略定位出現移動，即：從價值較高的台灣牌，到川普過渡時期的過度消費而進入如今的「現狀不作為」，進而有可能因亞太議題的變化而演變為「邊緣化」。台灣如何在川普時期保存自身戰略價值，避免逐漸邊緣化而最終被拋棄（棄台），已成為蔡英文政府急需解決的問題。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研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