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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致豪專欄:那些年我們一起認的罪-淺談供述證據與自白(三)

黃致豪 2017年11月30日 00:00:00
中外審判實例,嫌犯或被告的第一印象,常常會引導實際偵查、起訴或審判的方向。(美聯社)

中外審判實例,嫌犯或被告的第一印象,常常會引導實際偵查、起訴或審判的方向。(美聯社)

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川普,向來以其對於民意的洞燭機先和睿智的法律人權見解知名,也因此素來受到我國人民的景仰與支持。更令人深深欽佩的是:川普總統對於法律與刑事公共政策的真知灼見,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各位:這絕對不是「我天縱英明幼時就蹲在溪邊看魚逆游以至於後來擔任人類救星乃是理所當然」那種神話,而是有憑有據的。怎麼說呢?

 

當現在的川普總統在2016年還是一位不被看好的大位競選人時,他就曾針對某個已透過DNA洗冤並找出真兇的著名冤案,向CNN資深記者Miguel Marguez發表了對該案的精闢見解

他們自己承認有罪…最初進行調查的警察也說他們有罪。有這麼多不利於他們的證據,最後居然還落到一個無法定罪的下場,這實在令人太憤怒了。

是否正義的企業家都很容易憤怒,這我不得而知。事實上,當此案在1989年發生後兩週,當時還不是總統的川普總裁就曾花了美金8萬5000元(至於是個人零用錢還是股東的資產,不得而知),在紐約市四大報刊登全版廣告,訴求即刻恢復死刑。

 

廣告,是這麼說的:「搶劫犯與殺人犯,應該施以酷刑;如果有殺人的話,那就當然要以命償命。」雖然沒有挑明了指當時被控犯罪的5名青少年,不過大概全美國都知道川普的廣告是衝著這個案件來的。

 

中央公園五人組

 

這個案件,正是美國司法史上著名的「中央公園五人組」(Central Park 5)案件:1989年4月19日晚上9時左右,在紐約曼哈頓中央公園,有一名28歲白人女性慢跑者遭到幾乎致命的嚴重襲擊與性侵,昏迷了長達12天。奇蹟似的醒來後,她沒有留下對於這宗犯罪的任何記憶。隨後,5名14到16歲之間的東哈林不良少年(四名非裔,一名拉丁裔)被捕,很快就個別認了罪。72小時破案,正義似乎即時獲得伸張。

 

問題是:這些青少年嫌犯在接受詢問前已經被拘留了幾天;長達30小時的警詢無律師在場;每個嫌犯對於犯行細節的陳述,無論是時間、手法、有無兇器、共犯、有無性侵等都模糊不清,而且版本差異極大,直到最後才被「突破心防」簽下自白書;警方在隔離詢問時使用了欺騙策略(「我們已經在被害人褲子上採到你的指紋」)以及震攝策略(聽見隔壁的被告疑似遭受刑求,被告知自己是「下一個」);被告也都否認自白的真實性

 

至於5個隔離詢問的被告最後為何可以達成接近一致的陳述?很簡單—透過在正式錄影前不斷的誘導詢問(leading question;一種將希望聽到的答案納入問題中提出,進行暗示的提問法)就很容易可以把想要的答案慢慢「教」給被告;等到答案熟了再正式錄音錄影或簽自白書就可以 更多Oxburgh, Myklebust and Grant, 2010

 

此外,本案沒有足以連結被告與犯罪的物證存在。事實上,本案的性侵檢體DNA採證一開始就排除了5名被告的嫌疑,但檢方還是決定起訴,導致5名被告被定罪判刑,在獄中被關長達13年,直到2002年在獄中服無期徒刑的真兇Matias Reyes自承犯下本案,而且經證實DNA證據吻合性侵檢體為止,「中央公園五人組」才獲得平反釋放。

 

台灣最近獲得平反的鄭性澤案,即是冤案製造公式的產品。(攝影:陳育陞)

 

跟偏見戰鬥

 

充滿熱血的鄉民或佔據民意與正義高點的企業家總統也就罷了,為何飽受蒐證與法律訓練的警察、檢察官,乃至歷經兩次審判的法官都願意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輕易的相信沒有物證支持,看起來如此脆弱不堪一擊的自白供述呢?

 

除了先前提到的基礎歸因偏誤之外,另一個造成偏見的重要因素則是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決策歷程中,一旦接受了某因素作為判斷基礎,之後的思考與決定幾乎都難以脫離此一因素的嚴重影響(Strack and Mussweiler, 1999

 

用白話說:這些人都是素行不良的傢伙,不是他們幹的,還有誰?這正是為何對於嫌犯或被告的第一印象(例如出身,外觀,前科紀錄,甚至第一次見面的場合等),常常會引導實際偵查、起訴或審判的方向。

 

正如同川普在2014年6月21日針對被告訴紐約市求償一案終獲和解,而在紐約日報發表專文所說的:「和解不代表無辜…這些年輕人也不是什麼有著天使一般過去的人物」。我們何其榮幸,有始終如一的現任美國總統為我們示範什麼叫做「錨定效應」造成的偏見。

 

看到這裡,或許你可以理解(又或許還是不行):中央公園五人組,跟台灣最近獲得平反的鄭性澤案一樣,幾乎可以說都是下列冤案製造公式的產品:

 

不討喜的嫌犯或被告+錨定效應形成的偵審偏見+基礎歸因偏誤造成對自白證據過度倚重+物證或其檢驗機制的欠缺=冤案風險上升的高度概然率

 

又或許你心中的正義熱血還是讓你難以相信這些人的冤情。沒關係。跟偏見戰鬥需要時間與耐性。我只衷心期盼:日後哪天你又看到某人公開認罪或自白有罪的時候,你又看到裁判或起訴沒有別的證據只有自白的時候,可以回想起這些話,這幾篇短文。

 

畢竟,認識偏見存在的可能性,是對抗自身偏見的第一步。

 

※作者為執業律師/行為科學研究者/美國國家訴訟技術學院師資/訴訟專家

 

【延伸閱讀】

●【張娟芬專欄】警察的威權:一個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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