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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濠仲專欄:台灣真的就是和別人「國情不同」

李濠仲 2017年12月13日 00:00:00
「國情不同」常是台灣無法學習國外經驗的主因。(攝影:葉信菉)

「國情不同」常是台灣無法學習國外經驗的主因。(攝影:葉信菉)

2011年,挪威總理史托藤伯格落實了他的招牌政見,把父親的育兒假從原本的8周提高到10周。一來,這滿足了嬰兒初生前期對雙親的依賴,二來也彰顯了當地自我標榜的平權主義-儘管在工作職場,男性也都不該比女性更不可或缺。

 

法令公布隔沒多久,史托藤柏格就收到兩份內閣閣員的假單,包括當時的司法部長和家庭事務部長都向他提出了育兒假需求。一旦准假,這兩部會將有兩個月左沒有部長領導。

 

閣員「以身作則」,落實政策,史托藤伯格當然不可能反對僚屬暫別工作履行親職義務。媒體隨後採訪家庭事務部部長,問他擔不擔心這兩個月不在其位,會影響現有政務推動,部長的答覆則是:「我身為家庭事務部部長,兒童照護就是我的業務之一,如果我自己不親身實踐10周的父親育兒假,我怎麼知道這政策合不合理?」從當時輿論反應來看,這個國家似乎對部長請假帶小孩一事並不以為意。

 

接下來,父親10周育兒假又修正延長到12周。北歐國家身為世界的社會實驗室,經常有些驚人之舉非其他國家能夠輕易炮製。你很難說他們那一套全都有參考學習的必要,但話說回來,近代關於民主、自由、法治、環保、永續、人權、平等,諸如此類觀念,又豈是我們自己獨創的見解,導入之初,也未必通通符合當時時空環境的國情,今天不也成為我們熟悉的樣貌。

 

任哪一個國家都存在不同價值觀的震盪,這不僅是左派、右派的意識形態之爭,還包括左,要左到甚麼程度,右,又要右到甚麼地步。北歐國家一方面被稱為全球發展最穩定的區域,內部卻是黨派林立,彼此經常針鋒相對,穩定和對立兩相矛盾的結合,既有複雜人性的常態拉扯,還能達到一種理想的和諧狀態,這應該才是北歐模式為人好奇的主因。至於8周、10周乃至12周育兒假的設計,不過是此類模式下,屬於某個國家其中之一的衍生性商品,那是「結果」,而非更值得外人探究的「政策形成過程」。(否則丹麥、瑞典、芬蘭、冰島也不會在育兒政策上各有所長)。

 

政策是檢驗政黨價值的方式。(攝影:葉信菉)

 

「得天獨厚」並非渾然天成

 

因為理論上的發現,北歐國家認為一個人人都想扯你後腿的社會,將為生活製造非常多的不便,於是他們以「信任」作為社會運轉的基礎,意外收穫就是促使官僚制度更直接高效。同樣也是理論上的發現,北歐國家看到生活在窮人堆裡的有錢人壓力都很大,於是便以「平等」做為施政的核心價值,儘管打造出的是一個看起來相當極端的均質社會,但也說明了為什麼那裡沒有忌妒、少有沮喪、不見剝削、無相對剝奪感和低犯罪率。

 

這一套邏輯,和我們熟悉的「美國夢」不同,也和傳統經濟思維有所出入,以為高稅收和「管太多的政府」,會扼殺企業成長、創新和削減競爭力;相反地,他們是像是違反物理定律的蜜蜂,證明了不只笨重的蜜蜂可以飛起來,北歐極端的福利制度、極端的課稅制度、極端的工時制度,乃至一個連替換董事會成員,恐怕都得徵詢櫃台人員意見的社會,也能讓國家經濟起飛。

 

北歐國家確實有他得天獨厚的環境,可以把自己當成各種高度人性化制度的實驗品。但所謂「得天獨厚」從來也不是渾然天成,它有太多後天人為加工的痕跡。就像一個人非常激賞舊金山漁人碼頭的景致,有天把它原封不動搬到台灣,也難保最後不會變成淡水漁人碼頭。

 

當然,烏托邦也不是全無缺點。瑞典因為太重視共識決,導致很難推動不受歡迎的企業改革政策;丹麥風格顯然稍微偏重單一強勢領導,很多公司因此無法發展出國際級的規模;挪威的高所得、高稅收、高福利,帶來的就是高通貨膨脹。足堪慶幸的是,它們的缺點又正巧會是它們的優點,瑞典人習於共識決,大家都接受妥協是遊戲規則的一部分,一旦接受,大家就齊步走,拖延非但沒有造成國家停滯不前,還培養出許多跨國大企業;丹麥管理階層強勢而靈活的操作,則是讓活耀的中小企業遍地開花;「世界上最適合人居住的國家」,正是挪威服膺集體犧牲的終極成就。

 

踩定政黨的價值

 

因應今日變化多端的世界,已很少有人敢拍胸脯保證甚麼政策是絕對合理,也不是每個政策制定者都能仿效挪威家庭事務部部長,親自去實證一項政策的正確與否,那可能是北歐才有的獨特風格。只是,鏡頭拉回台灣,所謂「國情不同」,會否還在於此地已然打破了權威,卻失去專業,言論多元,可是缺乏平等的談判。在修正勞基法時,執政的民進黨認為不快修,會失去中小企業和弱勢勞工的支持,黨會倒,快速修正通過,反又遭到年輕世代排山倒海的負評,黨一樣風雨飄搖。這一類型困境,恐怕已不是台灣個別政黨的專利。

 

無論是北歐、歐洲還是美國,都只能成為台灣某部分的參考點,就像小孩成長過程,旁人難免關照這孩子究竟長得像爸爸還是像媽媽,而他終究要長成他自己。若說「北歐神話」之於台灣有絲毫可取,即是在提醒我們,左派不一定就代表真理,右派也不一定就代表正確,為政無非踩定政黨的價值,然後再行回應現況,若因此失去選票,那是政黨的損失,而政黨損失,在國家發展的長河中,向來是無足輕重的。

 

2013年挪威國會改選,史托藤伯格領軍的左派政黨丟掉政權,改由右派執政,但那和當初育兒假調整無關,也和部長「停職留薪」帶小孩無關,很大的因素是來自於選民厭倦了左派長期執政造成的社會僵化。所幸,父親育兒假時數「不退則進」,它至少又進一步確立了北歐式的平權主義,從中激發出的國家競爭能量,到頭來並沒有因為左派暫別政權而稍有減損。

 

※作者為《上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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