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一個「文化老人」去世，總有人悲鳴「一個時代終結了」云云，這次詩人余光中的故去，也有不少大陸文化人聲言「台灣最後的鄉愁消逝」，甚至於說「那一個民國已經遠去」等等，自我感懷一番。

不能說他們「非其鬼而祭」，余光中，的確比大多數台灣作家更顯得與大陸作家是同類者。純粹從詩而看，他很接近另一位余姓作家余秋雨，徜徉山水之畔而不見人間，追懷古人而不問今人，用鴻鴻的話來說，就是「雅不可耐」——這不正是信仰中華復興的附雅者所嚮往的嗎？

對於普通的大陸民眾，《鄉愁》代表了余光中，也代表了他們想像的中華民國台灣中的「有識之士」。那一首流行詩結構巧妙，不動聲色地把愛國主義融混到樸素情感中去，用遞進的方式，完成從母親、新娘、亡母到大陸的類比，比起宣傳部那些簡單粗暴的愛國譬喻，高明多了。但也因其潤物細無聲，同時又明朗易懂，遂被官方利用成為理想的宣傳詩。

至於大陸文青或者文藝中年，則會選擇《當我死時》或者《尋李白》，這兩首詩也是匠氣之作，但著力頗深，尤其前者的個人感懷寄寓較為率真。《當我死時》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戴望舒的《我用殘損的手掌》，雖然密歇根的校園遠勝於香港域多利監獄的死囚倉，但這種愛國的思念皆非泛泛，大量肉體、感官意象暗喻出切膚之痛，這不是鄉愁，而是關於鄉愁的焦慮，關於一個漸漸失去思鄉「合法性」的人對自己是否應該有鄉愁的焦慮。

他的那一個中國

可惜這種焦慮在余光中詩中沒有深化或者延續下去，他非常有自信可以越過這種焦慮。就像《尋李白》，基本上靠民間對李白的種種浪漫想像加上杜甫幾首寫給李白的詩的詩意，以誇張修辭繁衍成篇。

這種民間定見，恰好又與大家對盛唐的想像相符合（就像徐克的諸多盛唐背景的電影，盡是李白式的堂皇、開闊、飛動、變幻之感），所以以李白指代盛唐也就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做法，余光中作為學者型詩人，也不能免俗——不是因為他流俗，而是因為他需要從盛唐想像中獲取他的中國自豪。

但無論如何，他的那一個中國，明顯已經不是今天的中國，既不是大陸的中國，也不是台灣的中國了。如此看來，他孑立在中華民國的餘光之中，一如他的名字，倒頗有幾分悲壯。

國府南渡，存中華凋零花果於一隅——當年唐君毅先生這一令人動容的形容，今天的台灣年輕人聽來只會莫名其妙吧。而余光中們的鄉愁，即使僅以詩傳，而不被晚年的肉身行動抵銷，也一樣的不合時宜，這亦是我為余光中之逝保留個人的同情之故。

記得「在島嶼寫作」第一輯余光中篇《逍遙遊》裡，最為不協調音的一幕，是台大詩社年輕詩人們討論他的詩。台大詩社的同學很誠實，說他的詩就是一個六十年代的文獻。一個詩人的詩不被當成詩而是當成文獻看待，和他在對岸被當成文化象徵看待一樣，不無諷刺。同學還說：「我（跟他）沒有『我們』的感覺」，「他面對的困難，在這個時候不用解決就已經解決了。」前面一句很對，後面一句我卻存疑，真的不用解決就解決了嗎？

這樣一代人　不該那樣謝幕

比如他一生最大的污點：《狼來了》和告密，簡單罵一句無恥或者交付給「轉型正義」就解決了嗎？在其中除了人性的問題，是否還有時代的問題？其時中華民國面臨外交絕境，在生死存亡之際到達了最後一次愛國主義高潮——人性中的惡恰恰在後者的悲壯之中找到了順水推舟的可能。

告密和蓋帽子，無時無刻發生在左統所嚮往的中國，至今猶烈，那麼說是否還有中國人的共業的問題？但正正是這一點，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國不同於對岸之處，我們可以嚴厲譴責余光中的失足，卻下意識覺得對岸那些更嚴重的告密事件不用少見多怪，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預設了中華民國的文人應該有高於郭沫若們的道德標準嗎？

《逍遙遊》裡，余光中風趣幽默，說話準確優雅。但有一處本色流露，他在大陸遊覽，看到徐霞客紀念碑上面寫了著「熱愛祖國」云云，詩人便笑說：「熱愛祖國，這就是句空話。我來寫，才是正格。」前半句剛剛讓人欣喜於他看破，後半句又讓他墮回為國捐「詩」的執念中去了。

紀錄片的結尾，余光中坐在遊覽船上昏昏欲睡，即便背後蘇州城煙花盛放他也沒有醒來，聽到導游說這邊就是寒山寺，才恍然醒覺，但惶惑的神情大有夢裡不知身是客的樣子——我不禁想起片子中間的一張胡適與余光中居中、四週都是他們那一代精英的合照，畫外音道出：「當時，每一個人器宇軒昂啊！」——這樣的一代人，不應該那樣謝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