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大法官20年的吳庚和名作家余光中近日過逝，後者在過逝後掀起一波轉型正義的爭議，但前者卻因為「法界」距離一般「非法律人」的世界太遙遠而鮮少有人討論，但是吳庚前大法官所帶來的爭議真的有比余光中來的少嗎？或說和余光中比起來，吳庚大法官真不是轉型正義所應該討論的對象嗎？

大法官有別於事實審的法官，其法定職權包括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或是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基本上每一個法定的職權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不管判決如何一定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展現。 

而且另外有別於一般法官是以司法考試的方式錄取，大法官是以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的方式產生，因此大法官的選擇必然和政治有著高度的關聯，總統不可能提名一個他無法控管的「自走砲」擔任大法官，現在如此，過去威權而不民主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更必然是如此，而且別忘了威權時期是沒有民主，國家的主人不是人民而是國民黨政府、蔣氏父子。

釋字419似乎是被大家推崇為吳庚前法官在法界工作的代表作，在副總統是否得兼任行政院長的爭議下做出「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二者職務性質亦非顯不相容」的決定，雖然吳庚前大法官表示，那是大法官會議必須2/3多數的妥協結果。

但是大法官如果對於會議結果不滿意時，通常會在解釋文後附上協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或是部分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來表示其對本號解釋的不滿意，但吳庚前大法官似乎並沒有在419號解釋後附上意見書說明這個妥協在其心中的不滿意。

「保障人權」是中心價值　釋字272卻合憲？

另外大家較少提及吳庚前大法官擔任大法官時所解釋的是釋字272號解釋，本號解釋的爭點是「國安法第9條禁止軍事審判確定案件於解嚴後向普通法院請求救濟是否違憲？」

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任意的利用軍事法庭箝制人民的權利、壓迫人民，造成了許多政治犯、思想犯被任意的拘束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理論上在解嚴後應該要讓這些根本沒有受到「正當法律程序」保障更甚很多是「被刑求認罪」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有一個平反他們冤獄的救濟程序。

但是在幾乎整個戒嚴時期的司法體制都是國民黨幫兇的情況下，總統怎麼可能那麼直接的讓這些不公不義，這些無法搬上抬面的事實來讓當時政治經濟已經趨於穩定的台灣再次動盪不安呢？

所以當時的大法官就以「判決安定性及維持社會秩序」為由判決國安法第9條合憲，但試想在戒嚴時，哪個一個思想犯、政治犯的審判可以落實現代刑事訴訟法所保障的「實質辯護」、「自白任意性」的這些基本審判的核心。

如果「保障人權」、「不受政治干預」是吳庚前大法官的個人中心價值，縱使大法官會議必須2/3多數的大法官同意，也應該要附上不同意見書來彰顯自己對於這種不正義、「罔故人權」釋憲結果的不認同，但本號解釋沒有任何「不同意見書的產生」，這些博學多聞的大法官們沒有任何人站出來去對於本號解釋做出任何批判。

或許會有人主張，進入體制內才有可能尋求改變，做為一個司法官僚追求「保守」、「維權」、「意識型態和執政當局相近」才會可能會被政府任用，「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凝視著你」，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為了利益維持地位而認同折衷和妥協難道就沒有任可批判之處嗎？

「解構政治」才會帶來正義

其實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之下，的確很難期許有人可以有勇氣的站出來反抗獨裁者的暴政，我們的主體都是被鑲嵌在社會中，而沒有能動性，更甚是意識型態的產生都是在這個體系內透過召換而進入某一個特定的位置的，我們應該要去理解當時政局所帶來的無力及無奈，當時所有的人都沒有選擇的可能性，但是政治是需要被解構的，因為解構才會帶來正義。

轉型正義要落實，決不是抓小放大，批判沒有政治實權的作家，而錯放擁有政治實權掌管司法解釋20年的大法官，惟有全面審視，歷史的脈絡才有可能完整，加害者成為加害者的懦弱、無力與被害者的無辜才有可能會被完整的治癒，台灣才有可能會帶傷痕累累往前，而不再是佇足在白色恐怖與228所帶來的哀慟。

最後在電影「謊言迷宮」中有一幕，年輕檢察官質問檢察總長為何要派毫無經驗的他去起訴納粹餘黨，檢察總長的大略的回答是「因為你們這代受到納粹黨的影響較少」，同樣的信仰民主台灣的年輕人準備好要追求完整而正常的台灣 了嗎？

※作者為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