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場域對余光中之批判，特別是關於鄉土文學論戰，有一個角度是，是站在「人權」的價值上，認為以當時的歷史和社會脈絡，〈狼來了〉其文字與內容，有扣人帽子和意圖殺人之嫌。

在臉書世界，有些人總善於站在道德制高點拔草測風向行各種批判換取自己的關注和支持，不喜歡余光中又痛批余光中，結果矛盾地造成余光中和自己影響力同時擴大，造成撕裂和對立，這種言論也就只能看看由他去。

但有些我敬重的藝文工作者，平日也不會在臉書衝時事浪賺人氣，也是這樣看〈狼來了〉這篇文章時，我覺得有必要自省和想得更深層一些。畢竟若我們反對在臉書行道德公審，〈狼來了〉這篇文章在當時似乎也迫使威權政體，對作家們行道德審判，是對文學的打壓，對創作空間的壓迫，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也應該要一致批判才是。

問題在於「意圖」

我想所有人都能同意，余光中沒有殺人，無人因余光中而死。問題在於「意圖」。

推斷作者之意圖是困難之事，何況是數十年前的意圖，那如果我們要討論余光中之意圖，我們也可以討論陳映真之意圖，李敖之意圖，趙稀方之意圖，今日眾人在臉書貼文之意圖，開直播上政論節目連線者之意圖。

當然我們也可以回到文本，看〈狼來了〉和〈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台灣泱泱大國，文學和歷史專家多矣，輪不到我來多分析什麼。

但我想分享近日我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感悟。讀者，對一文本，或事件，或人物的判斷，或立場，或結論，很多時候，其實深受自己的歷史經驗和情感記憶影響。

不同場域的華人，可能有相關連的歷史經驗，但並沒有完全共同的歷史經驗。

新、馬威權和台灣不一樣

如白色恐怖，台灣人（包括本省和外省反國民黨知識分子）所受的創傷是最大的。同一時間香港在英殖民政府治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和台灣一樣都是威權政府，但巫統政府對馬來西亞華人，從來都沒有做到國民黨對台灣人那種殘暴程度，而李光耀對付政敵的做法是捉起來關「冷藏」，但不殺人不見血的。

所以其他地區的華人，要理解為什麼有些台灣人對〈狼來了〉這篇文章（或余中光其人）有這種情緒，要先弄清楚白色恐怖的歷史脈絡。

但我也想要指出，因為在日本殖民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兩個極右政權治下，所以台灣人其實並沒有太多「共產恐怖」的集體記憶。而這和香港，新馬，中國大陸，大不相同。

「共產黨」並不只是國民黨拿來亂扣人帽子亂抓人亂殺人的籍口，那個年代的共產黨是真的很恐怖的，而且不是執政了才恐怖，是隨時隨地都很恐怖。手段很殘暴，好批鬥，行暗殺，而且善用人性弱點，和人際關係，「小心（匪諜）共產黨就在你身邊」這話也不誇張，你根本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誰不是，你可能在被幹掉的時候才發現原來你生命裡最親密的人原來是共產黨。共產黨也善用輿論，裝弱勢，搏同情，煽動民眾，搞階級鬥爭。

那是一個被不同意識形態的暴力所夾擊的年代。所以當今天有些馬華年輕人，用很抒情浪漫的口吻去說馬共的事情，同情馬共好像不過是一個打輸內戰的弱勢的時候，我覺得是很穿越和錯置的。

細節是非常複雜的

我自己是檳城人，檳城最好的男子中學是鍾靈中學，我父親是鍾靈中學畢業的，1953年，鍾靈中學的校長陳充恩就被馬共暗殺。

馬來西亞華人小小這樣的一個群體，要處理這相關的歷史就很複雜，有些人的家族裡有馬共成員，有些人是馬共暴力的受砉者，或對馬共感到恐懼。

余光中出生在南京，福建泉州永春人，他21歲的時候，家鄉就被赤化了。寫〈狼來了〉這篇文章的時候，他人在香港，離中國非常近，那時中國正在文革，鬥死一堆知識分子，而在資訊不發達的年代，他對台灣的資訊的掌握，有一定落差。

我無意改變任何台灣朋友對余光中的看法或立場，我也沒有要幫他「脫罪」的意思，因為我覺得對歷史的判斷，並不是有罪無罪這麼簡單的事情，那細節是非常複雜，甚至要去同理，都是很困難的。

我想我們都是幸運的，可以活在一個比較美好的時代，不用經歷太多大時代的黑暗，和對人性的扭曲。我覺得那是一個哀傷的時代，我知道也有活過那個時代而人生沒有什麼汙點的人，如為台灣文學做非常多的齊邦媛，或更堅定反共堅決不踏上共產中國的余英時，但我常自我懷疑，舒服地坐在電腦前打字上著臉書的自己，又憑什麼去論斷那個時代的人呢。

一起扺抗不理解

我以為文學的本質，不正是在稀微之處，看到人性最深沉的黑暗，而感受到善之可貴嗎。

我知道理解，認同，原諒，是完全不同層次的事情。但我還想說，原不原諒，是被害者和當事人在說的事（當然有被害者家屬，但一二代我可以理解，也不能三四五六代都永遠是被害者家屬下去）。

我覺得在自由民主的世界裡，是可以有多元認同，多元價值的，所以有不同論斷，不同立場很正常，也不必達成共識，或有相同的意見。但我覺得或許我們可以一起扺抗不理解這一回事。（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作者為季風帶文化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