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學術成果還可以，今年3月份一篇以『一帶一路下的對外傳播』為主題的文章刊發在《求是》上。在中國當下的政治語境下，無論是新聞實操還是理論研究必須要符合宣傳的規律與導向，我今年的其他幾篇文章都是圍繞這個展開的。今年，我們學院的一位網絡專業的老師以『一帶一路對外話語的敘事』中了國家社科，這就是我今天給大家分享的一點科研經驗。

在2017年12月的一次小型學術座談會上，一位中國知名大學的副教授在發言中如是說道。

如此曲意逢迎的話語早已數見不鮮，但語出有多年留洋經驗的名校學者在公開場合的「經驗之談」，多少還是讓筆者有些意外。

座談會恰逢十九大召開兩個月，兩個月內，各種廟頌之聲，不絕於耳。

例如，10月25日，中國人民大學率先成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隨後，不少大學也紛紛跟進，成立了同名的研究中心。習思想一時之間成為新時代的「顯學」。

大學與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不僅不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鍾愛自己的奴性，甚至炫耀自己的奴性。

早在戰國時期，《莊子》裡的一則故事就形象地諷刺過這種奴顏與媚骨。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

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癒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莊子·雜篇·列禦寇》

「吮癰舐痔」一詞典出於此。莊子所批判的曹商與文章開頭的那位副教授甘當權力的傳聲筒與註釋者的言行如出一轍。

知識分子原指對社會進行批判性思考、研究和反思的人群，現在「准入」標準彷彿降低不少，把受過大學及以上教育的人群都列入了知識分子，而「公共知識分子」倒成了原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資深媒體人周志興說，「某些人成功地將『公知』變成了貶義詞，把『五毛』變成了中性詞。」

「公知」被汙名化

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的特性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即從道德與文化的角度對現實政治提出建設性的批評。 《南方人物週刊》將公共知識分子界定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本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平等和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面對公共事件與公共話題，公共知識分子從自身專業的角度出發，獨立思考與發言，對權力進行監督，推動思想啟蒙與公民社會的建設。

2003年，孫志剛案引發舉國關注。 《南方都市報》一篇《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的調查報導，率先披露了警權濫用引發的悲劇。隨後，8名學者先後上書，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一個月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公佈，自2003年8月1日起執行，這標誌著收容遣送制度的廢止。

調查報導、網絡動員、學者上書使弊制得到糾正。以孫志剛案為契機，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傳遞民間訴求，促進官民互動的紐帶，在21世紀的中國嶄露頭角。

2004年，《南方人物週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選擇了50位中國各界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這一名詞也由此逐漸出現在媒體與民眾的視野中。

2010年，微博元年。不少公共知識分子紛紛開通微博賬號。作為連接草根與精英的陌生人社交平臺，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以短小精悍的微博的形式在互聯網上流傳，公共知識分子本身也成為新的意見領袖與網絡輿論的集散地。

然而，事情正在起變化。

當大V逐漸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符號時，公共知識分子被簡稱為「公知」，原本自帶博學與公義的光環變為一頂「臭老九」般的帽子。官媒的批判文章也緊跟而來，著力批評「公知」坐而論道、言行不一，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售賣私貨，唯恐天下不亂。

2013年，網絡整風席捲微博。 8月，網信辦打擊「利用互聯網造謠和故意傳播謠言、擾亂傳播秩序的行為」，不久之後，一批「公知」或被禁言，或被封號。

公知的汙名化使得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更低，「公知」的帽子如同顯而易見的陷阱，使發言涉及公共事件或公共話題時便斟酌其必要性，長此以往，明星八卦、美容養生之類「純天然無公害」的話題覆蓋公共嚴肅話題成為微博熱點也就不足為奇。

官僚化的大學

高校作為知識分子主要的工作場所，常被浪漫化地形容為「象牙塔」。脫去理想化的描述，學術的外衣下是極現實的名利場，大學已經難以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板凳要做三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原本學者用以自勉的警句在體制堡壘與市場狂歡的夾擊下，更像是一種烏托邦。

中共建政初期，內政「一邊倒」地鎖定在蘇聯模式上，蘇式教育模式迅速擴展至全國高校。其中，院系調整對大學教育的影響最為深遠：許多高校被分拆，獨立建制的工科院校迅速增加，綜合性院校迅速減少，人文社科類專業被停止和取消，私立教育的血脈從此被斬斷。

高校教學自主權也由此喪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大學高度控制，不但學校本身分為諸如「部屬」、「廳局級」的三六九等，大學內部行政人員也由自上而下的任命產生。具體到學術與職稱的評審上，學生與教師並沒有發言權，行政上的「一把手」總領全域，課題、項目、職稱、評獎，龐大的利益鏈條也由此徐徐展開。

教師如果得罪其中任何一個人，相當於得罪了一個利益集團。在這種黨同伐異、私相授受的體制下，教師不僅被評價機制束縛，疲於奔命，連批評所在學校的弊病或缺失也要承擔一定的風險，遑論對公共話題進行思考與探討？

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主任張鳴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李景治在職稱評定會上發生衝突，幾天后，張鳴被學院撤職。在個人博客上，張鳴對此事評論道，「高校已儼然是一個『衙門』，現在部門的一把手是縣太爺，機關行政人員是六房胥吏，教師們是三班衙役，學生是百姓，完糧納稅還戰戰兢兢。」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組織與經濟上無法獨立，人格與思想上的獨立也將難以為繼。筆者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據庫中以習近平為關鍵詞檢索，發現2014-2017年共有129項從經濟、文學、哲學、黨建、國際政治等多個角度研究習近平思想的項目，其中20項為重點項目，披著學術外衣的吹捧與獻媚可見一斑。

馴服知識分子

為維持政權合法性，馴服知識分子成為中國歷代統治者的一個重要課題。歷史學者周非詳細地審視先秦以來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其著作《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中總結道，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代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之下，逐漸喪失他們的獨立思考精神與寬廣的視野，「知識分子由春秋時代文武雙全、講究理念原則的『士』，蛻變成為了追求個人功名不擇手段的『策士』；秦漢以後，再由『策士』蛻變為皇權服務的『謀士』；隋唐建立科舉制度以後，『謀士』進一步蛻變為熟讀聖賢文章、寫好策論和八股文『進士』；元明以後，朝廷所辦的科舉以『四書五經』為主，『進士』的治國本領、道德修養、獨立思考等又進一步沉淪。」

鐵打的江山，流水的政權，毛澤東締造的中共政權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延安整風中，毛澤東創造了一套獨特的群體動員與清理模式。這種模式結合了儒家的修身與法家的清洗，以史達林主義的組織原則為內核。歷史學家高華將這套整風模式的特點概括為「崇拜領袖、強調服從、輿論一律、等級森嚴、重視血統、江山意識、群眾運動、長期改造」。

在這套整風模式中，中共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即運用公開檢討、相互批判等方式，將具有自由化色彩的知識分子納入為權力服務的模具上，鑄成中共權力話語的投槍與匕首。

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這種思想改造模式又一次大規模的應用。數十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並被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反右之後，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民主黨派全線崩潰，中共不再允許來自黨外公開的批評，一種貶低知識與知識分子的反智取向也傳播開來。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會議秉持與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相同的主旨，即重申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理念，將文治教化定於一尊。

除此之外，文藝座談會上隆重推出的後起之秀——新生代「網絡作家」周小平，令左右兩翼大跌眼鏡。受到習近平勉勵的他發文抒懷，自稱「我待祖國如暖男」，還獨家傳達了幾段新華社通稿以外的「最高指示」。

會後，自稱大隱於市的周小平在互聯網上可謂是風生水起。微信公眾號推送的文章閱讀量輕松突破十萬，打賞點讚數也相當可觀。

與周小平的風生水起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獨立思考、敢於發言的學者先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作家章詒和多次被新浪微博禁言；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明欲出境香港被海關攔截，學校也不再允許她開設課程； 法學學者賀衛方透過美聯社表示，今後在任何社交媒體都不會再公開發表任何文字，原因是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壓制達到了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

一邊樹立御用文人，一邊讓敢言的知識分子禁聲，賞罰分明的手段使原本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也遵循趨利弊害的本能三緘其口，文章言辭不敢越雷池一步。當創作者習慣了自我審查之後，原本的「紅線」也將逐漸模糊成「紅區」，自由的防線不斷地被侵蝕，激烈的批評被消滅了，他們再來消滅溫和的批評 ，等到溫和的批評都沒有的時候，他們就消滅 那些保持獨立不讚美的人了，到最後，如果鼓掌不起勁，都會被消滅。

2014年8月4日，面對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從日雲教授在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在網絡上走紅。

他說：

如果中國再來一次義和團或紅衛兵運動，如果重慶模式成為中國模式，你們能不能清醒地說不？如果你沒有這個見識或勇氣，能不能至少做個無害的逍遙派？面對滾滾而來的濁流，如果不能總是抗爭，是否可以選擇偶爾抗爭；如果你不敢積極的抗爭，你還可以選擇消極地抗爭；如果你不能勇敢表達，你可以選擇含蓄表達或者選擇沉默。如果你選擇配合，但你還可以把調門放低一些。在你主動或被迫幹壞事時，能不能內心還殘留一點不安和負罪感，即使這點也是人性未泯的標記。對其他抗爭者，要懷幾分敬重，即使沒有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後放冷箭、使絆子，助紂為虐。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與文明的一邊。」

為人底線如猶在，便可紅塵直脊行。在諱疾忌醫的新時代，自由的思想與表達的環境將雪上加霜，面對倒車的大環境，從日雲教授的觀點或許可為知識分子們的言行提供鏡鑑。

(本文寫作參閱的著述包括羅世宏《習近平「新語」時代來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周非《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連動的來龍去脈》、章立凡《歷史輪迴：兩個文藝座談會》等。)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