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扮演總統角色，很多行徑引來訕笑和不安，但身為一個美式企業家，他的行事風格倒是獲得不少美國人肯定。深受美國文化影響的台灣，其實也有很多他的翻版。

他很自豪自己的領導之道，像是從來沒有固定行程，喜歡隨興而為，同時藉此維持想像力和開創家精神。每天晚睡早起，閱讀早報，然後立刻馬不停蹄工作，為了談生意，天天都要打將近百通電話，周末假日也是如此，一周有十幾場會議要開，並盡可能讓每場會議都在15分鐘內結束，好提高效率。他中午盡可能不外出用餐，因為他覺得那是浪費時間。

他曾在早年自傳中羅列自己一周工作活動，若天天比照辦理，他的每周平均加班時數（以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將超過80小時，連續三個月加班時數可達240小時以上。這是他展現個人雄心壯志的方式，然後以此擊敗諸多謹慎保守的競爭者。當川普父親還在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蓋中低收入戶房舍時，他已有在曼哈頓蓋豪宅的野心抱負。

川普另個生意人特點，就是從不滿足眼前的收入，因為他永遠想要賺更大，大到可以留存後世。伴隨無窮精力的成就之一，在他有辦法於大西洋城興建旅館和賭場，連帶創造出超過一般旅館50倍的獲利能力。當總統之前，川普在《富比士》（Forbes）雜誌「美國400大富豪排行榜」中，至少都排在前三分之一，他號稱自己擁有超過百億美金資產。

川普是美國勞權「最少規範」（minimal regulation）的受益者，很多跟著川普一起打拚的人，也跟著吃香喝辣，起而效尤，大家都夢想著自己能從勤奮不睡覺的勞方變成穿金戴銀的資方。假如套用歐洲勞權模式，川普的「美國夢」恐怕很難成功。

「愛拚才會贏」的催化

時、運，加上工作狂和少干預的政府，川普得到了眾人稱羨的快樂美好生活。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無論大企業、中企業、小企業、個人工作者，捫心自問，誰不欽羨川普的輝煌成就，做不做得到只是其次的問題。

川普模式不是特例，從70年代開始，台灣也不乏信仰「愛拚才會贏」的企業家。曾經有一度，加拿大各知名旅遊景點的紀念品店，裡頭賣的東西全都是「Made in Taiwan」，那是台灣老闆沒日沒夜研發製造模具，然後沒日沒夜趕工出廠寫下的成績單。那段時間，溫哥華豪宅區除了住著為數不少中國貪官汙吏第二代，還有更多早年相信「人定勝天」的白手起家台灣退休老闆。

但是，逐漸地，我們也意識到，富豪排行榜向來最多只排到前500名，川普之上還有比爾蓋茲、巴菲特之流，台灣也有郭台銘、蔡家兄弟、蔡衍明、林百里等等，而他們畢竟不是「普遍的大眾」，他們是「最少規範」下少數的受益者，那誰是受害者？

在川普發跡的同一時空，美國有更多生活在底層的人必須努力掙扎求生，川普在高檔餐廳吃著龍蝦大餐時，服務他的女仕時薪可能只有6、7美金，而且可能是才結束上個工作，就匆匆趕往餐廳換上工作制服，未待休憩就馬上投入下一階段勞務。

這些人忍耐低薪、高工時，身兼數職，就算混得好一點，住的也可能只是川普爸爸蓋的中低收入戶住宅，永遠別想踏進川普位在曼哈頓的房產。他們再怎麼有上進心也無法翻身，身居底層職場，卻被又要求付出龐大的精神和體力，那讓很多人開始思考今天的「社會正義」到底是甚麼。美國精神著重強者至上、大就是美，造就了川普，但「左傾」的民主黨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儼然站到了傳統美式風格的對立面。

還有勇氣想像未來？

台灣情境某種情況和美式文化若合符節。因為「最少規範」的勞權（或說聊備一格的勞基法），培育出非常多具有濃烈台式精神的企業家。王永慶每天晚上9點躺平，凌晨2點起床工作，不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企業家神話。但同樣的，社會的另一面向，另有層出不窮苛刻員工，乃至惡性倒閉，導致員工退休金與資遣費全都求助無門的事件發生。我們這才發現，又或者說，我們終於知道要起身反彈，相信一個社會的榮景，不該是長期建立在某部分人的血汗和過勞身上。

偏偏，還沒翻轉到世界的巔峰，台灣的經濟就迅速往下滑。企業轉型成效不彰，勞動市場很快又遇到機器取代人力的威脅，更慘的是，「富者恆富、窮者恆窮」，幾乎沒有解方。今天仍競競業業的台灣本土企業，絕大多數依然需要仰賴「最少規範」以求存活，但新興的一輩，早對人的價值有了非常不一樣的詮釋，不再認為自己有義務被剝削勞力，進而被剝削生活。

18年前，一家像樣報社的菜鳥記者起薪至少有36000元。60萬可以買到一輛不錯的日系車子，台北市核心圈外仍有一坪不到20萬的新大樓。剛出社會有穩定工作，節儉一點，可以清楚看到戶頭裡的錢慢慢累積。在這樣的條件下，對生活的想像比較容易是豐富的、正面的，對未盡合理的工作環境忍耐度也比較高，多數人照樣有勇氣擘劃未來，包括結婚、辦喜宴和生孩子。

一旦出現經濟停滯，榮景不再，「相對剝奪感」於是更加強烈（貧富差距愈行擴大），「貧窮的滋味」不但壓制了一個人對生活的想像力，很快的，還有誰願意甘心一切都只能靠工作撐過去。（日、韓同樣也有青年對未來無望的困境）

於是，我們希望至少能過透過政府立法，去反轉嚴重失衡的勞資天秤，也就是由政府強制介入干預勞動條件，好收回現代社會下廣大勞工的人性、人權和尊嚴。

就像當初關廠工人的集體抗爭，才催生出「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再就業補助」。今天，在年輕一輩「脫美入歐」的呼求下，勞權角力又再得到一波高潮議論，其爭議、反彈和兩相叫陣，並不亞於帶點左派味道的「歐巴馬健保」所製造出的火花。

全國性穩健而壯大的「工會」是關鍵

至於今天勞權上的各說各話，可能出在法令解釋認知，可能出在對勞務現實環境的理解，也可能出現在不同的階級經驗，或是世代間迥異的價值觀。唯獨，假設我們真心認為台灣下一步必然要走向理想中的歐規勞權，或是讓現行勞基法徹底落實，光是仰賴政權輪替、施壓政府、立法協商，恐怕只會繼續陷溺在平行時空而無交集。

當我們引介歐洲勞權模式，咸認那是進步的價值，那麼，我們就不該忽略眼前的歐洲勞權條件是「當地人長期奮鬥累積出的結果」。首先，也必然先要有所謂的「工黨」出現，並由民主選票，支持工黨執政，而且是「一定時間的執政」，才足以大舉變造一個國家的勞資關係，讓政府回歸第三方的吹哨角色。（交由勞資協議的條規也不必擔心形同具文）

歐洲是勞權的濫觴，北歐是勞權的典範，在左派政黨取得執政下，當地幾個國家才終於建構出政府、國會、工會三足鼎立的國家運轉模式，那是一條將近超過一世紀以上的漫漫旅程，他們能發展出一個高度勞權的國家，箇中緣由和內部多個全國性穩健而壯大的「工會」息息相關，和半數以上勞工都是工會成員也脫不了關係，並與工黨曾經的執政密不可分。（跳脫歐洲幾個勞權模範生之外的國家，其勞基法參考用皆多過契合社會現實，日、韓亦復如是，所以韓國罷工都很激烈，日本也要強調嚴格勞檢。）

歐巴馬上台，美國民主黨「加速左派化」，曾經一度為它得到更多歐洲國家的友誼，但只有歐洲國家說民主黨是左派，言詞間才算是讚許，美國共和黨支持者說民主黨是左派，言詞間多是嘲諷。說到底，它也不是真正的左派，而美國人繞了一圈，還是選擇右到發亮的川普。

回到台灣勞權之路，我們的企業經營長期走在美式風格上（但沒有美式風格的務實和現實），如今期盼能向歐洲模式看齊，所有的努力卻只是剛起步而已。諷刺民進黨是「資進黨」，就像說共和黨是「資和黨」一樣無濟於事，民進黨也許是「台獨黨」、是「反國民黨」，但它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存有「工黨」基因的政黨，你只能說過去它對勞權的態度和國民黨「不盡相同」。

當有企業家威脅政府一旦加稅就要出走，而有官員敢公開斥責他從社會擷取那麼多財富，竟不想多承擔責任，是非常可恥的行為，會這樣說時，那才是真正吻合左派政黨的調調。台灣迄今則沒有一個政黨會明確採納這樣的論述和立場。

世界上不會有哪個政黨會說自己不重視勞工，只是不同種類政黨對「勞權」的標準和定義本來就有相當程度的差異，甚且有「古典正義」和「現代正義」之爭。要求柴契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像個左派工黨的樣子，其實是很奇怪的，反對那套價值，在政黨政治下唯一的作法，除了批判它，迫使做出修正，同時還得另外凝聚一個和自己價值趨近的政黨，由它實踐大家的集體意志。（否則至多就是美、日、韓今天的模式，但相信他們的實際情況也不是很多人要的。）

再下來，方向對了，自然就沒有路遠的問題。縱然我們這代還享受不到美好的勞權，下一代會是獲益者，就像我們這一代享受著上一代沒日沒夜工作者種下的果實一樣。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