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改革進入第40個年頭。按照中國逢十紀念慣例，北京是要開大會隆重紀念的。習近平的新年賀詞已表示了這點。與40年前一樣，目前中國改革也到了一個何去何從的關口。雖然官方仍在高喊改革，但民間早已對改革判了死緩——如果不說死刑的話，故而習近平要繼續推進改革，如何激活民間對改革的支持，就成為一件難事。

40年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但真正統一全黨認識、結束文革、奠定改革開放局面的，卻是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該次全會最重要的成果，是在鄧小平的指導下，出台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此乃中共第二份歷史決議。這之前的1945年，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做了中共歷史上第一份歷史決議，即《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上述兩份歷史決議，有一共同點，就是在中共處於歷史轉折關頭，以「歷史決議」形式，通過清理過去的歷史遺產，確立領導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由此開闢一個新局面，將中共帶入一個新時代。首份歷史決議，奠定和鞏固了毛的思想和地位，為隨後召開的中共七大統一了思想，繼而使中共在內戰中最終戰勝其對手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第二份歷史決議，則確立了鄧小平在第二代領導的核心地位，其思想和路線在黨內起支配作用，中國的改革開放由此進入一個不可逆的進程。

無法以黨的「純潔」作為新時代的標誌

當下又處於一種微妙狀態。儘管中共十九大宣稱進入新時代，然而新時代的本質特徵是什麼，似乎不是很清晰，從習的思想和路線看，是要「純潔」黨的肌體和精神，用強力反腐和治黨，使黨回到思想一統和組織一統，「純而又純」狀態。但在目前這個開放和多元時代，事實上是辦不到的。退一步說，即使能做到，思想和組織上的純粹也不可能超越毛澤東時代。故而，以黨的「純潔」來作為新時代的標誌，是不可取的。如果真正要開闢一個「新時代」，我認為，著眼點就應放在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上，把改革開放從經濟層面推進到社會和政治層面。只有這樣，才能打破當前改革開放事實上不進反退的瓶頸，凝聚人心，讓民間支持改革。

所以，習近平能否效法鄧小平，在這個歷史轉折關頭，藉助紀念改革40週年時機，出台第三份歷史決議，就成為一個值得觀察的指標。當然，按當前的政治形勢來看，習極有可能在歷史決議中把加強黨的領導作為最主要的歷史經驗進行總結。但如果習要做完整的歷史決議的話，他只能針對過去40年的改革經驗陳述與評價。

實際上，習近平本人是很重視歷史的。2013年1月初，習在成為中共總書記不久，即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要求黨員幹部重溫的第一篇重要文獻就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習在中央黨校做校長期間，還曾在2011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專門就「領導幹部要讀點歷史」的問題做了講話。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年發表於《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透露，習在黨的十七大至十八大期間，在中央黨校先後發表《改革開放30年黨的建設回顧與思考》、《關於新中國60年黨的建設的幾點思考》等講話，對中共執政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自身建設的經驗作了全面總結。

這些是否說明，習也曾萌生過在其手上做第三份歷史決議的念頭？在中共的「開明派」裡，早有聲音主張現在應該做第三份歷史決議，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教訓。從時間上看，前兩份歷史決議的間隔是36年，2018年距1981年，也正好是37年，應該到了用歷史決議形式總結這段歷史的時候了。

無法評價鄧小平與八九事件

不過，基本可以確定，習近平在2018年不會做出這樣一個歷史決議，可能有各種原因，但一個原因在於，他會碰到一些難題，即如何評價鄧小平和八九事件，如何評估黨的現狀和改革成效，這些問題是第三份歷史決議必然要涉及的，否則就不叫歷史決議。而對於這兩個問題，中共早已設下理論禁區，無論是突破還是維持現狀，都達不到「統一」認識的作用，反而會引起中共和中國社會的進一步思想分裂。

從第一、第二份歷史決議看，毛澤東是通過否定之前的歷次黨內領導人的左傾路線錯誤，而達到凸顯自身路線正確的目的；鄧小平是通過否定文革來肯定改革開放的正確。但是在評價錯誤路線的領導人時，毛澤東特別是鄧小平是很有「技巧」或很節制的。鄧小平雖然毫不猶豫地徹底否定了文革——歷史決議將文革表述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對毛澤東，他則小心翼翼，因為他知道，如果在對毛的評價上出現「失誤」，會給全黨造成更大思想混亂。所以他明確指示，不能像赫魯雪夫對待史達林那樣對待毛澤東。在鄧的「指導」下，歷史決議雖指出毛對文革要負主要責任，但同時又認為，毛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就其一生而言，毛「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鄧小平本人，對毛也有一個形象的「七三開」評價，功勞七，錯誤三。

鄧之所以在徹底否定文革同時又維護毛，最主要的因素，是鄧認識到，否定毛就否定了中共的合法性，故不論毛的錯誤多大，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多嚴重，人們對毛有多厭惡，毛的歷史地位是必須堅持和維護的。

如果習要做第三份歷史決議，在對鄧的評價上也會遇到類似難題。對鄧的評價涉及兩方面：一是貢獻，二是錯誤。前者不會出現太大分歧，鄧的主要貢獻是「設計」了改革開放，將中國帶入到一個正常的發展道路，對黨而言，則是通過改革挽救了黨，延續了黨的生命。問題在於後者。鄧小平的錯誤或者失誤包含哪些方面，有沒有對八九的鎮壓在內？

八九民運是繞不過去的存在

無論對鄧還是中共而言，八九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對鄧的評價必然涉及八九，反之亦然。歷史決議如果維持中共過去對八九事件的「動亂」定性，鄧的鎮壓命令就是在「關鍵時刻挽救了黨」，就不是錯誤而是功勞；如果採納了民運的「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的描述，中共對八九的鎮壓就是一個錯誤，鄧就需要對鎮壓行為負責。兩種評價的結果和影響截然不同。但對習和中共來說，它們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不去觸碰這塊「傷疤」，而是讓它繼續「懸置」，在時間中慢慢被「遺忘」。

除八九外，如何評價鄧的改革，他要不要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負責，也是歷史決議的一個難點。改革的成就當然不容否認，但改革也出現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愈到後來愈嚴重，包括作為改革方法的「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能夠捉住老鼠的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都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腐敗和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就是其中最嚴重的後果。習上台後，成立改革小組，強調「頂層設計」和「群眾獲得感」，不以GDP為考核標準，提出綠色、共享發展理念，以及打擊腐敗、精準扶貧等，說明他意識到了鄧的「摸論」「貓論」「先富論」帶來的一系列後果，而力圖糾正。因此，邏輯上講，既然鄧被中共樹立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自然也要為此負責。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現在假設一下，如果幾年內習近平一定要仿效鄧小平做一個新時代的「歷史決議」，會怎麼處理？很可能，習會從「多談成績，少談錯誤」的角度去總結黨在過去40年的歷史。在涉及對鄧和八九關係的評價上，他會採取鄧在評價毛時所說的「歷史宜粗不宜細」原則，對八九籠統帶過，模糊表述，但不會不提；而對改革開放，則會把功勞放在鄧身上，但對其中的問題和後果，不會明確指出要鄧負責。另外，歷史決議會用大篇幅來闡述其新時代思想以及路線方略政策，宣示中國繼續走改革開放之路，正如他在2018年的新年賀詞中所說，要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精神，「將改革進行到底」。同時，它會強調是黨將中國帶入現代化，因此要全面強化黨的領導地位。

當然，由於前述難題，習在2018年不會公開做一個新的歷史決議，但在內部對過去40年的改革做一個評估總結，是有可能的。

習近平要真正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新時代」，中共要繼續前進，就必須對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進行「正確」總結，無論是否以「歷史決議」的形式。「正確」在此指的是，以八九為代表的社會對包括個人權利在內的自由民主的訴求，必須得到尊重，否則，任何對歷史經驗的總結，都難免會導致錯誤的結論，難使民間繼續支持改革。

※作者鄧聿文是中國獨立學者、自由寫作者、時政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