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9歲，育有一兒二女的加拿大安大略省上訴法院法官，路易絲．阿爾布爾（Louise Arbour，我們就稱她「阿布」？）接獲來自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CTY）的祕密接觸，探詢她是否可能接任法庭的首席檢察官？

平日就案牘勞形，又剛剛才以十個月的時間，主持針對金士頓市女子監獄醜聞所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完成加拿大獄政改革上重要的「阿布報告」的她心想，「我也不太清楚這個ICTY在做什麼，不如把這事暫時放一放，去做個頭髮」。

頭髮做到一半，電話來了，是法庭的主席，也是國際刑法學界的祖師，義大利籍的安東尼奧．卡謝謝（Antonio Cassese），朋友們都稱他尼諾（Nino）。他個性急是有名的，即使初次通話，寒暄的時間也只有兩秒。

尼諾：「親愛的，妳對國際刑法了解多少？」
阿布：「國際刑法？種族滅絕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你知道，我們法院辦過涉及納粹戰犯的芬塔（R v. Finta）案？」

尼諾：「那妳對調查與起訴戰犯了解多少？」

阿布：「我是學刑法的，沒當過檢察官，但有刑事審判經驗。」

尼諾：「我們好不容易從曼德拉那裡借來的Richard Goldstone，兩年期滿，要回南非當憲法法院法官了，妳有沒有興趣來接他的位子？我們法庭有一堆起訴案，但還沒有太多戰犯可審。『我們的法庭』可不能失敗。」
阿布：「嗯，『我們的法庭』？這法庭是你開的嗎？」

這開始了阿布法律人職涯中，最具挑戰性的一段經歷。

阿布在演講中，曾自嘲說她是無意間闖進國際體系的觀光客（accidental tourist），只能邊做邊學。尼諾與阿布，一個大陸法系學者出身，另一個是普通法系下的法官；一個是搞國際法的，深諳國家間的往來之道，另一個曾是刑法教授，罪刑法定，講究證據，面對犯罪，同時深知必須以法律節制國家刑罰權。阿布曾說，若是尼諾與阿布可以經過衝撞，找到共同的觀點，那或許就預示了國際刑法的前景。

這位阿布是誰？

當時國際間，乃至加拿大外交圈，大概很少人曾聽過阿布的名字。但阿布在加拿大法界，已經是色彩鮮明的人權律師與法官。（唐獎提供）

具有猶太血統，卻在天主教的女子學院受教育；生於法語區的蒙特婁，卻立志打入英語圈，畢業後旋即進入加拿大最高法院擔任大法官助理，後來又成為法語圈中，第一位被任命為安大略省上訴法院的法官。朋友形容阿布似乎天生反骨，勇於突破既定印象的窠臼並挑戰權威。

在擔任奧斯古德廳法學院（Osgoode Hall Law School）刑法教授時，阿布同時是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Canadian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的副會長，以提倡女權著稱。39歲被任命為安大略省的法官，對人權法有更完整的接觸，對涉及社會邊緣人的案件，包括身心障礙者、毒販、或一旦被引渡即可能面臨死刑判決的人，特別有感。但阿布從不讓自己人權律師的關懷，影響到她的判決：對她來說，犯罪嫌疑人也有人權，而刑法絕不只是為了追訴犯罪，同時也在透過保障人權節制國家權力，「讓民主社會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裡。」

1994年4月，加拿大金士頓市女子監獄，為了弭平暴動，派出男性所組成的特勤小隊進入女監，搜查牢房、脫衣搜身。畫面流出在電視上播放，引發社會譁然。加拿大政府組成調查委員會徹查此事，並委託阿布法官擔任主席。在短短的十個月內，阿布親自前往獄所訪談，調查證據，蒐集了大量事證資料，掀開這過去刻意被人忽視的社會死角，問題遠比表相嚴重許多。1996年「阿布報告」開宗明義即表明：「在調查委員會成立之前，加拿大獄政單位對這些問題，根本絕口不提」，並明白指出監所內眾多剝奪人權的實況，包括任意施加長期隔離監禁，與種種輕忽性別或族群差異的措施。報告中建議將獄政管理帶進憲法與法律管制之下，以符合加拿大人權暨自由憲章的標準，開啟了加拿大獄政改革的先聲，在滿20周年的此刻，仍然被提出回顧。

阿布指揮若定，有效率主持調查的能力，同時也得到遠在海牙的聯合國刑事法庭的注意。

國際刑事法庭

199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聯邦在裂解的過程，各族裔間爆發了激烈的內戰，原本受壓抑的宗教與民族仇恨，受到政治人物的挑動，蠢蠢欲動，族裔間屠殺、凌虐、強暴乃至令人髮指的種族滅絕或「種族清洗」，一路由初期的克羅埃西亞獨立戰爭，蔓延到波士尼亞，乃至後期的科索沃。雖然冤冤相報，各族裔都涉入戰爭的犯行，但無可否認的，絕大部分是在塞爾維亞當局有系統的策動或默許之下發生的。而其背景，與塞爾維亞人「受害者的歷史情節」脫不了關係，許多人相信遠在鄂圖曼帝國征服巴爾幹半島時期，部分族群改信回教以取得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欺壓信奉天主教與東正教的族群，其後在二戰時期，這些回教徒又裡應外合，導到眾多塞爾維亞人遭納粹屠殺。

在非洲的盧安達，1994爆發內戰，過程中占有多數的胡圖人有系統的滅絕居於少數的圖西人，背後也是受了「圖西族至上主義」的影響。

國際社會震驚之餘，由聯合國安理會動用憲章第柒章的強制性權力，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ICTY）與盧安達刑事法庭（ICTR），誓言追究戰犯的個人責任，將發動與執行這些犯行的罪犯繩之以法，以實現正義，為未來的和平與族群和解建立基礎，同時也昭告世界，人類絕不容許這些慘絕人寰的罪行，再度發生。

這是自二次大戰後的紐倫堡與東京大審之後，時隔半個世紀，國際社會再度成立機制，發動國際刑事訴追。在這期間，國際人道法與國際刑法並沒有死去，只是在內國法院，零星的出現追訴戰犯的案件；在武裝衝突的現場，則是由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聯合會（IFRC）此類特殊組織，不斷倡議。

萬事起頭難。阿布就曾提到，在當時，法律界對國際刑法的立意與機制，少有所知。聯合國雖然動用強制性權力成立法庭，但是，人在哪裡？錢又在哪裡？還有，既然是法庭，一切就必須照法律程序來：眾人所指的戰犯，不一定能被定罪；新聞報導也不能成為呈堂證供。起訴、調查、鑑定專家又在哪裡？

這些重任，落在ICTY首任的首席檢察官，Richard Goldstone的身上。他以在南非主持種族隔離後政治紛擾調查的光環，大大提高了國際刑事法庭的能見度。他曾說，他在ICTY最主要的工作，是不停的開記者會、受訪，以及見必須見的人，張羅法庭所需要的預算與人員，而把實際的犯罪調查與起訴，交給他的副手。無可諱言，法庭所需的大量法律人員，仰賴歐美國家中的公務體系法務、調查與鑑定人員的支援，以及透過學界與人權團體等聯繫，所招募到的人。而在聯合國的公務預算以外，法庭也仰賴歐美國家的挹注。只是，他們要求法庭「作出成績」，以起訴來換取預算（money for indictment）。

在這樣的情形下，Goldstone 逼不得已，只好「衝數量」，先針對中低階層的嫌犯起訴，期能逐漸向上追訴。問題是，有了起訴案，下一步就是審判。而被起訴的，都是武裝人員，還在前南斯拉夫各地活動，且在民族主義下，被視為英雄而非罪犯，難以期待當地政府將這些人交給海牙；而法庭本身並沒有執法的軍警，而北約組織（NATO）的維和部隊，因著自身安危，也怕破壞在地均勢等種種考慮，不願意與法庭配合逮人。

因著這些因素，聯合國刑事法庭有了辦公廳舍，有法官，有上訴庭與檢察署（因經費考慮，初期ICTY與ICTR共用同一上訴庭與檢察署），但無人犯可審。Goldstone在任三年期間，真正進行審判的案子只有一件：Tadic案，雖然該案奠定了許多法則適用的基礎。阿布到任時，赫然發現，70餘件起訴案中，在押的嫌犯只有七人。

另外，Goldstone想了一個方法，迂迴的解決無人犯可審的問題：被告缺席的審判。由於缺席審判是國際人權公約所禁止的，這個方法有合法性的爭議。Goldstone運用程序規則第61條聲請法庭核發拘捕令（arrest warrant）的程序，在被告尚未到庭的情況下，實際上將起訴的事證呈堂，以換取媒體的注意與輿論的支持。因此被稱為「虛擬審判」（virtual trials）。

這些就是阿布到任前，法庭的實際狀況。那麼，為什麼找上阿布？

無害的魁北克女子

事實上，阿布是Goldstone 推薦給尼諾的。Goldstone深知，法庭的下一任首席檢察官，需要一位刑法專業的人，且有能力策略性的思考法律；必須精通英語與法語，以同時應付 ICTR的需要；最好是位女性，以更為妥適地處理以性暴力作為戰爭手段的犯行；同時，也必須能夠獲得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支持。在一次研討會遇過阿布之後，Goldstone就已瞄準他的繼任人選。

當時，外界對阿布的印象是：「嬌小、風趣、隨和、入世、就事論事但不會咄咄逼人的魁北克女子。」看起來無害，不致帶來什麼大變動的安全選擇。特別是，當時西方政府正致力透過外交途徑達成南斯拉夫各方的停火協議。刑事法庭？擺在那裡就好。若是有助於促使軍頭坐上談判桌，很好。但，絕不能容許法庭做出脫離北約將軍與外交官掌握的事。

逮捕人犯到庭的骨牌效應

將軍們所不知道的，是法律人也有策略性思考。阿布喜歡賽局：不論下棋、橋牌、大富翁；別人想下一步，她想下七步。

她要帶來的第一項改變，是逮捕嫌犯到庭。她深知，唯有逮到人，審判才能啟動，整個法庭的運作才能活絡，正義才得以實現。

至於她所運用的策略，第一，是改變姿態，由仰賴列強轉為以安理會的授權為基調，要求各國政府與軍事部門與法庭合作。前已提及，這兩個特設刑事法庭是聯合國安理會依憲章第柒章的權力設立的，依法各國皆有與法庭合作的義務。

第二，利用列強間的同儕競爭心態，單點突破。當時聯合國多國維和部隊進駐波士尼亞，實際上最重要的三個區域分別由美軍、英軍與法軍看管。阿布先透過說服波蘭特種部隊指揮官與她合作，逮捕在Vukovar 醫院屠殺案的要角Dokmanovic，藉此展示逮捕戰犯是可能的。Dokmanovic的就範，造成一連串的骨牌效應，包括其他嫌犯的投案，同時也給了三強部隊同儕壓力。阿布也善用法庭的道德光環，對列強部隊軟硬兼施，比如威脅若在逮捕嫌犯上配合不力，將訴諸媒體將其怠惰公諸於世。

第三，祕密起訴（sealed indictment）。不同於 Goldstone 時期的「虛擬審判」，阿布低調處理主要戰犯的起訴與逮捕計畫：起訴書一旦作成，經法官簽發拘捕令，直接交給配合的北約部隊，直到逮捕到人犯之後，才將事證公諸於世。此一祕密起訴的策略，使嫌犯無法得知自己是否已被法庭盯上，增加其心理壓力。同時，也為嫌犯的逮捕，增加突襲的因素，同時降低其武裝抵抗的風險，增進執法人員的安全保障。

如同阿布所預期的，拘提嫌犯到案的初步成功，會帶來一連串的骨牌效應，包括促使被起訴者自動投案、當地政府的交付人犯，北約列強部隊間的良性競爭等等。在阿布擔任首席檢察官期間（1996-1999），交付法庭人犯數量激增，這些策略活絡了國際刑事法庭的運作，告訴世人正義的實現是可能的。

對法治的堅持

在更宏觀的層次，阿布巧妙的運用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職位，所賦予她的權力，以實現正義。但她所作的一切，都是以法治為基礎。

剛上任才三週，阿布親自到Vukovar 醫院屠殺案的現場，親眼目睹在地的情況與鑑識人員的蒐證。她的親自到訪，讓戰犯的調查，增添一絲人性的溫度。有一個波士尼亞回教徒的媽媽，拿著照片，請求阿布將她女兒與孫子女的遺體發還，讓他們能入土為安。因為鑑識的需要，阿布無法當場答應，但允諾一旦完成蒐證，會立即將遺體交還。波士尼亞媽媽說：「我要妳一句話，以一個母親的身份，對另一個母親提出保證（mother to mother）。」阿布事後回憶，這句話，這份受害者對正義的渴求，經常縈繞在她的腦海。

但空有正義感，不足以滿足法律程序。刑法，由於事涉刑罰權的行使，在眾多法律中，是程序正義要求最為嚴格的學門。當刑法遇到國際法，還可以繼續其正當程序的堅持？還是會隨著權力而轉彎？

這裡碰上「法」與「政治」交錯的永恆問題：法律是否應該為更大的正義服務？還是法有它自己的目的，不應受到政治的干預？在國際刑法的領域，當交戰的各方有可能坐上談判桌，達成停火協議，此時，戰犯責任的追訴，很可能被認為是達成「和平」的阻礙。反過來說，若是以正義之劍懸於其頂，甚至針對性，選擇性的辦案，豈不是將法完全工具化，臣服於政治的目標之下？當女神之眼不再蒙蔽，豈有正義可言？

這些艱難的問題，應該是阿布在擔任首席檢察官，時刻必須考慮的問題：起訴？不起訴？何時起訴？各利害相關者總有方法把訊息傳遞出來。但據阿布自己所說，她一概不理。在她任內，從未向聯合國任何機構報告，也從未由聯合國方面接獲任何執行職務的指示。在唯一一次由聯合國祕書長所轉來，對她起訴政策的關切時，她正式回函指出，依照ICTY規約第16條第2項，檢察官作為法庭機關之一，應獨立行使職權，不得由任何政府或其他任何來源尋求或接受指示。

至於「和平 v.s. 正義」更深的討論，阿布有精彩的想法，等待讀者挖掘。篇幅所限，這裡只能提及，阿布認為正義有它自己的軌道，不應臣服於政治之下，為「更大的目標」所犧牲。這樣的思考也影響了她對「轉型正義」的看法 ─ 對台灣，她的來訪正當其時。

由以下幾個層面，可以觀察到阿布對法治的堅持：

第一，證據辦案。據其同事之回憶，阿布不但是策略行動者，也是親力親為看卷寫起訴書的檢察官。她在上任後，將一些為了「衝數量」但缺乏足夠證據的起訴案撤回；她對證據的重視，也可由她幾次親赴犯罪現場實地勘驗的行動得知，包括在科索沃戰爭爆發時，親赴前線蒐集米洛賽維奇部隊戰爭犯行的證據。在國際刑法圈內，阿布以其起訴案件證據堅實，而贏得稱譽。

第二，打老虎不打蒼蠅的策略。阿布放棄衝數量的想法，而往「打老虎」的方向，直接追溯到戰爭犯罪的源頭。也因此，阿布將追訴的重心，移轉至 Prijedor 集中營屠殺、Srebrenica大屠殺、與Vukovar醫院慘案，因為這些事件也是事證較為齊全的。

第三，對米洛賽維奇的起訴。科索沃戰爭一爆發，阿布親赴馬其頓與科索沃邊境，要求前往調查，被塞爾維亞阻擋在外。畫面透過媒體，傳到全世界，迫使米洛賽維奇低頭，讓檢察官進入。當時阿布語帶霸氣：「米洛賽維奇認為他可以不讓我進入科索沃，我們來看看他可不可以不進海牙。」（“Mr. Milosevic thought that he can keep me out of Kosovo. I believe that he can’t keep himself out of The Hague. We will just see.”）

但是她對米洛賽維奇的起訴，仍然是證據到哪裡，辦到哪裡。因此，在最初階段，僅以違反人道罪，而不是種族屠殺罪起訴米洛賽維奇，因為當時的證據尚不及此。當然，此一大膽的舉動引起西方世界震動，甚至多人在最權威的報紙撰文，指責法庭檢察官完全沒有政治概念，不受節制，將引發巴爾幹半島局勢動盪等。沒有人料到的是，一年多以後，米洛賽維奇選舉失利下台，又不久，被移交給國際刑事法庭審判。

阿布堅持法治，至少向世人證明，沒有人在法治之上。

不論由策略性的思考，或是對法治的堅持，阿布曾走在國際政治的鋼索上，看盡戰爭與屠殺，所帶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她沒有退縮，拒絕無為，反而選擇了勇於任事，不怕爭議。支持她往前的，相信是對人權的尊重與熱愛。不論對監獄的調查，或戰犯的審判，她曾說，最重要的，是透過法定程序讓事實可以揭露，讓受害者可以作證，談出自己的遭遇。這不正是台灣目前所在追求的，轉型正義的核心理念？

不論就法律、就國際人權、就人性尊嚴，阿布都有很多可以教我們的事。她將於九月下旬前來台灣，從第一屆得獎人阿比手中領取唐獎法治獎。20年前，國際社會或許錯看了身形嬌小的阿布。我相信，台灣不會錯看了她。

延伸閱讀：

Oleg Gjerstad 所拍，描寫阿布擔任戰犯法庭檢察官的紀錄片

https://vimeo.com/171098102

2016唐獎得獎人系列活動

http://topic.cw.com.tw/event/2016tangpr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