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梅健華太太陳舲舲（Kathy Chen），隨夫派駐北京、首爾、釜山、台北之前，曾是《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30年前她在台灣學過一年中文，輾轉在此開啟她23年記者人生

兩次北京扣留

1994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五周年，中國當局輿論控制仍強，少有人評談敏感話題，我被《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派駐當地，打算專題回顧，北大是指標學府，當然是街訪目標，但國安部（MSS）、公安部（MPS）多在坊間便衣巡邏，得常注意有沒有被跟。

一天深夜11點，從家出發繞幾個街角，覺得當晚沒人盯，心防一鬆逕往北大走去。那年我二十多歲，穿牛仔褲肩起背包，外貌說大學生還過得去，經北大校門也沒人要求換證。

校內走動學生仍多，「還記得天安門嗎？有沒有五周年反思活動」，就這樣街訪起來，聊到興之所至，我慣性拿出本子筆記，幾個男大生看上去像打球的，買啤酒問我「到那邊聊吧」，才剛坐下一語未開，幾輛機、汽車突然轟隆隆靠近，把那群男大生抓了，我被帶進校內一處小房間。

「自我批評」才放人

有錄影機開著，我問「你們是誰」沒人應合，2個公安進來我認得，當地專門交涉外媒記者的專員，不斷追問「跟誰談、談了什麼」，斥我處處違法「記者沒申請，怎可直接採訪」、「非北大學生，誰准你混進校園」、「外籍人士竟沒隨身帶護照」，最後丟上白紙要我「自我批評」（悔過書）就放人。

一開始硬不寫，對方唱雙簧，黑臉恐嚇「準備坐牢」、白臉語調低緩「凌晨2點啦，行行好寫完大家收工」，我扯寫一堆簽名交上，凌晨4點，總算脫身了。

草木皆兵

第二次是1997年2月，午夜12點「鄧小平去世」流言不停，官媒《新華社》硬不證實，但我有消息「應該沒錯」，就想發新聞一作。

要寫總得求證，鄧小平那年住北京一個胡同裡，離天安門廣場不遠，就在記者宿舍旁，「去晃晃，倘若真死，出入車輛一定不少」，我特地在前幾路口提早下車，亦步亦趨接近，才一轉進胡同又遭公安逮捕。

抓到小房間，隔壁聽得到日本記者也被訊問，這次扣留多久忘了，只記得脫身後，《新華社》凌晨2點44分所發短訊「鄧小平逝世」已聲遍全中國，我雖扼腕也只能徒呼負負。

還好我是外媒記者，中國不敢動手，兩次就這樣全身而退。

跟監不斷

那幾年，駐北京外國記者心知肚明，採訪時站你身後不遠，就是監視者。外媒記者和各國外交官，當時被中國當局群集分配北京同塊宿舍區，「監聽」是公開秘密，一出門就有盯哨的通報「誰出門了」，有時車才開上長安街，我後照鏡就看到巷內有人跳上另部車緊隨。

透過不時下車轉進飯店、百貨大廳，我轉從不同出入口穿出，不斷濾著濾著，能過掉幾個是幾個。

1998年我駐點中國5年任期結束，歸建《華爾街日報》華盛頓DC分社，本來跑勞工線，編輯碰巧邀約一起做專題，2000年與軍事線同事合作「冷戰後美國軍隊如何改革？國防開支與軍事部署報告」（U.S. defense spending and military deploymen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offer alternatives for the future），幸運在「國家報導」（National Reporting）分項拿了當年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2年後重返中國任《華爾街日報》北京分社「副總編輯」（Deputy Bureau Chief）4年。

初識梅健華

我是第一次外派中國時，認識梅健華（Kin W. Moy）。

說起來，我們緣份（fate）奇妙，「北京」不是人生交會第一次，後來才知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時，早曾來往數趟，只是他先一步轉念哥倫比亞大學錯身。1995年他被調派北京前，共同朋友轉達「有位Kathy在北京當記者，要不要找她照會你？」，Kin第一次打來時，我很開心，為什麼？他是外交官，一定有很多新聞可挖來寫啊。

外媒宿舍區大院遇上他，說不上為什麼，總有種「我一定認識這個人」（I know this person）的既視感。

前兩趟在聊，感覺他像木頭，吃飯頭低低，話也不講，好像桌子才是他飯友，抬頭聊天時，又口沫橫飛談一本當時著迷的同性戀專書，哈，聽了我有點放心，「好像是書呆子，對我沒興趣」。

大丹情緣

駐北京時，我在宿舍養過黑色大丹犬（Great Dane）「Agatha」（希臘語「美好」），不久中國經濟起飛，很多暴發戶愛開大車、養大狗、豢駿馬，但又不愛管，坊間有點恐慌，當局開始總量管制，外交官被特准，我就把大丹犬登記在梅健華那兒，來往聯繫遛狗，情感才增溫。

我幾次因採訪在北京被扣留，從不曾上演「英雄救美」，不能怪梅健華，我根本打不出電話啊。

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