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2月，中國元首習近平密謀修改憲法，消息一至，朝野震驚。輿論議論不絕之際，剛告落幕的中國兩會，全國人大以2,958贊成票通過修憲方案，習亦毫無懸念以全票續任已撤任期的國家主席。
 

坊間對是次修憲，幾乎盡是聚焦於國家正副主席任期撤限，習近平、王岐山形成新執政核心，徹底架空國務院總李克強職能，延續習個人權力膨脹。可是如前文所述，修憲關鍵在於重新將「中國共產黨」寫進憲法，尤以第一條闡釋中共、社會主義、中國之間的邏輯關係，在具法律地位的內文正式將「一黨專政」等同「人民民主專政」，確立其管治合法性(Legitimacy)。
 

事件餘波，瞬即影響香港政治生態，可謂立竿見影。
 

泛民頓成驚弓鳥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按此延伸，若有意競選立法會議員者不認同中共，過往提倡「結束一黨專政」，他認為不符憲法精神，均有違憲之虞。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包括解釋與監督《憲法》，此言一出，北京官員以至香港政界紛紛表態，明言暗示曾經認同「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或喪失參選資格。
 

「結束一黨專政」，源自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及六四慘案以後，有志之士為持續聲援民運及推動中國民主化而創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其中一項綱領，自此成為香港傳統民主派的核心價值及道德標竿。但在「憲法權威」陰霾底下，繼立法會議員兼支聯會資深成員梁耀忠於《千禧年代》受訪之際，被問及會否在往後六四晚會維持該口號，心直口快回應「當然我們支聯會尚要討論」，翌日立法會會議後記者會上，民主派議員亦因各有分歧而迴避集體宣示「結束一黨專政」。
 

無獨有偶，另一位議員楊岳橋在報章撰文宣告將力阻侵犯人權及自由的《國歌法》，其後談及抗衡方式卻是先爭取全面公眾諮詢方能正式立法，在政府多番否決開放諮詢後，再退而表示在立法時釐清法律定義以免市民誤墮法網，及後更明言「說一聲反對很便宜」，已是專注立法程序，完善建制藉嚴刑峻罰鉗制思想，而非從原則上設法抵制惡法。
 

民主派不僅在固有持守民主自由的立場上動搖，議事抗爭更是急轉直下。本來個別泛民議員宣稱透過妨礙政府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臨時撥款，促使修訂來屆財政年度的預算案多作撥款惠澤民生，結果翌日續會卻因民主派集體缺席會議，高達1,131億港元的撥款在開會不到2分鐘以親中派寥寥8票無異議通過，形同放棄最低限度的「拉布」抵制手段。事後各人堆砌藉辭推卸責任，不堪入目，在此不贅。

中共首先站在「宰制者」的角色，要維持局面，民主派也就祇能擔起「反抗者」的任務。（美聯社）

戰意盡失非始於今天
 

2014年反對中共強加於香港的政改方案而引發「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其時激進及溫和派的動員已達頂峰，抗爭門檻也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規模且警民衝突連連的街頭佔領取代遊行、示威、絕食抗議等「安全社運」。但高潮過後，民主派再無力發起大型社會運動，僅止於行禮如儀的零星遊行；2016年爆發「旺角騷動」後，抱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主張的泛民，更是急不及待地與他們眼中激進的本土派切割，陷入無所作為的境地。
 

即使立法會先後有6位議員遭粗暴褫奪公權，然而往後民主派的抗議集會，皆自動演變為呼籲「泛民重奪議席」的競選活動，一切莫不以選舉為本，視議會席次為最終目標；動員群眾也比以往大幅流失，失卻抗議體制不公義的熱情。社會思潮未能產生根本變化，民主派反而違背集結反對力量與政府抗衡的初衷，更視一度有望挑戰議席的本土派為仇讎而拼命排擠，挖空心思將佔領的巨大力量轉換為選舉紅利。至此，泛民已非爭取民主，而淪為謹小慎微、確保黨派議席及政治資源的「選主」。
 

藉由選舉重奪港人自主，從社會汲取政治能量貫注至選舉，化作民主派共同語言，可惜屢經消耗民氣，直至議會政治與社運徹底背道而馳。在褫奪議員資格後，民主派失落分組點票否決權，市民不斷質疑議會功能、議席推動政治改變的作用。
 

其惡果終在3月11日議席補選浮現：受制於選情淡薄、競選時各黨派利害紛爭、策略失利等因素，泛民僅取得4席空缺中地區直選2席，且民主派對親中派的整體得票也進一步收窄至五五之比，雙方漸呈均勢。親中學者劉兆佳坦言，政治議題對選民吸引力大不如前，泛民團結程度也不如親中陣營，一旦再無兩極化的社會爭議，上述得票差距將會完全消失。
 

民主派無心抗共
 

翻閱民主派元老楊森所撰《香港民主運動》，其中「爭取八八直選不等於對抗」一文(Yeung 1988: 125-128)，道破上述表象背後的思維：民主派以民意為後盾爭取主權移交後享有直接選舉，並非對中國政府心懷敵意，藉以與中共對抗，反而支持中國主權，以及80年代初前途談判其間中共承諾「高度自治」的港人治港政策。是以並不存在「民主抗共」之念，民主派亦非「對抗派」。
 

以上觀念恍若夢魘，造就泛民策略保守，也注定今天陷於困局。在議會政治以外，本來可藉著生聚教訓，開拓更進取的思考與行動，重拾爭取民主自由的熱情，循社會運動培育新血，甚至建立香港本位的主體意識，凝聚與強權頡頏之力，抵擋中共從政治、經濟以至文化層面的侵蝕。這些應做之事，應盡之義，幾近停滯不前。
 

中共近年積極搗毀《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其霸凌戳穿蒙蔽港人已久的假象：我們享有的，從來是有限的自由，自英治到中治亦然；六四悼念晚會的燭光，「釋平追結建」的豪言壯語，經年累積的反抗力量，不過是出於黨的恩賜，一如沙丘上築成的堡壘，不敵風吹浪捲。一旦民主派號召力江河日下，「反抗」技倆黔驢技窮，甚至為議席醜態百出依然無法勝選，虛構的「自由」大可隨時沒收，國家機器愈發肆無忌憚。
 

制度暴力固然可怕，可是窒礙反抗意識的，並非止於個人意志薄弱或利害考量。情形儼如投入一場即興話劇的演員，本能上會採取不至於破壞整個舞臺的行為 － 話劇既無劇本，理應言行自由，但內心卻有「不讓舞臺出現破綻」的節制，無論個人演技如何精湛，惟有舞臺存在方能成立；當任何環節露出破綻，臺上所有演員都會遭受牽連，戲也就演不下去。
 

即使過程中出現反抗者，也是遵命角色的延伸，如此一來，「忠誠的民主派」角色才具有價值。中共首先站在「宰制者」的角色，要維持局面，民主派也就祇能擔起「反抗者」的任務，哪怕骨子裏他們認同中國主權，毫無「認真對抗」的意思，於是乎，其本質逐漸與《憲法》序言述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那些衛星黨齊同。
 

握有議席、資源及公權力的民主派尚且如此，不到選舉也不受政黨重視的群眾，焉能不對政治前景心灰意冷？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