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辯論制度的人都知道，價值性與政策性辯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典範。如果將兩者混為一談，不僅將出現失焦或是夏蟲語冰的現象，也難以打擊到柯文哲的阿基里斯腱。諷刺的是，在藍綠各方政治人物紛紛投入台北市長選舉時，卻明顯犯了這個錯誤，國民黨參選人特別明顯。

政策性辯論改良於英美法庭辯論制度，因此在「無罪推定」的原則下，這也賦予改變現狀者（控方或改革者）更多的舉證責任。另一方面，政策辯論又有濃厚的「工具理性」與「實然」的內涵，在理性抉擇（或是有限理性抉擇）的給定假設下，政策目標清晰明確，解決問題的手段可以羅列，最後也可用成本效益的方式計算出最佳/次佳方案。簡言之，這是一種「舉證責任攻防」與「損益比較」的辯論制度 然而價值性辯論則有鮮明「應然」與「價值理性」的特色，勝負的關鍵在於定義權或是話語權的爭奪。在討論的標的中中，針對歷史發展的脈絡、政經制度的轉型、社會價值的變遷取得更多普遍性的論證與歸納，最後提出一套擁有高度的價值理念或是論述體系。直白說，這是一種「邏輯含括」與「價值闡述」的辯論制度。

簡單比較兩種辯論制度的差異與限制，「抽象不足以具體，具體不足以含括」可謂最佳的註解。

柯文哲在2014年選戰中打敗連勝文，除了其政治素人的身份以及獨特的人格特質外，「價值性辯論」的訴求與文宣策略甚為關鍵。柯文哲掌握了台灣彼時的社會集體意識的價值內涵，其所使用「白色力量」的符號，不僅收割了太陽花學運與公民社會的成果，同時也發揮「最大簡單化」的功能。

深入來看，2012年之後，台灣的政治板塊有了深刻轉變。政經秩序劇烈變化下，社會集體意識出現了新面貌。政黨惡鬥引發政府失能與政治失靈；代議政治的疲乏下，公民主義與審議式民主呼聲日漸崛起。太陽花世代所接受的政治社會化內涵，多為民主化之後發展出來的新世界觀、國際觀與歷史觀。有別於國民黨威權時期的黨化與意識形態教育；新的公民與社會價值，建立在民主人權、多元文化、本土意識，以及國際關係的整體結構中。

柯文哲不過是將自己形象與政治訴求務實地鑲嵌在這個新的社會結構中。白色力量代表的是新政治的期待與想像，自己是這套價值論述體系的最佳代言人。 國民黨候選人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提出一個新的價值論述與柯文哲抗衡，還刻想把這場選舉搞成保守價值與群帶利益的復辟，所以藍營候選人拼命將「政策性辯論」作為選舉的策略，拼命把戰場與議題設定在經濟發展與市政層面，其效果不言而喻。

面對社會轉型與集體意識變遷的過程，國民黨選擇的是刻意缺席或極端抗拒的立場，所以不僅成了台灣社會進步價值的絕緣體外，其政黨角色一夕之間竟由「掌權者與加害者」轉換成了「被剝奪者與被害者」。面對主張變革與進步的社會力量，除了以「正統、道德、精英、秩序」的保守立場回擊外，其實已經空無一物。

這個現象在八百壯士議題中一覽無遺，在情感上必須支持這群既得利益者，但在理性上又要選擇一定程度的安全距離，最後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丁守中等人卻仍將經濟發展作為「拼台北驕傲」的主軸，豈不知在新的世代中，他們所鄙視的正是國民黨過去所運作的那套「恩庇扈從」或「買辦式」政商體制，這種雨露均霑的政經分配模式終於被柯文哲所終結，甚至被視為是一種集體意志的勝利與驕傲，國民黨不識相打出這種競選口號，非但難以撼動柯文哲的支持度，也讓是自己掉入無法轉身的陷阱中。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