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油品市場是台灣中油與台塑的雙頭寡占,一家國營一家民營,故市場有特殊性。(攝影:蘇郁晴)
日前(5/11)經濟部提出油價緩漲機制,讓九五汽油漲過30元以後,分成三個價格級距,由政府、台灣中油、民眾按比例分攤油價漲幅,並且在超過35元的時候,由政府與中油負擔75%的漲價幅度。
政府的這個油價緩漲機制提案,恰巧遇到選舉年與蔡英文總統就職滿兩週年,可以想見,一定會有有心人士故意批判,用台灣中油的虧損大做文章,說中油吸收也是全民負擔,政府凍漲反而會扭曲市場運作效率等,預期實施後會引起市場人士或在野陣營一陣抨擊。
但政府提出緩漲機制,是有其必要性的,理由有三:(1)台灣的油品市場是台灣中油與台塑的雙頭寡占,一家國營一家民營,故市場有特殊性;(2)台灣城鄉大眾運輸系統長期發展不均衡,都市人用電坐捷運、火車,票價不會動態調漲,但鄉下人自己開車、騎車,油價動態漲等於雙重剝奪;(3)油價波動會影響物價上漲,但油價下跌,物價卻回不去,故影響民生重大。
政府應該在國際油價飆高,特別是因為國際政治風險造成的非理性上漲時—如近期伊朗與以色列相互軍事攻擊—與台灣中油、民眾共同分攤原油上漲成本。理由是,中油是國營企業,有「利潤上繳機制」,這個機制讓中油承擔原油價格波動風險的能力變低。
「利潤」其實是企業緩衝生產成本波動的工具,因為累積的利潤可以截長補短,也因為有這個緩衝,使得企業不會隨時隨地調整它們所賣商品的價格。一般企業的商品,不會在原料成本變動的時候馬上調整售價,道理很簡單,因為怕客戶被別人搶走。換句話說,這是企業在承擔「成本波動的風險」,而且是替客戶、消費者承擔此風險。反過來說,如果價格隨原料波動就立刻調整,那等於是企業把自己的經營風險轉嫁給消費者來承擔。
如果是一個正常競爭激烈的市場,這種轉嫁風險給消費者的事情不太會發生,但台灣的油品市場是雙頭寡占,而且燃油是一個特殊商品,價格高漲民眾也還是得買。因此,在油價非理性高漲的時候,政府就必須加入跟中油一起分攤汽油價格上漲,因為,這等價於恢復中油公司承擔原油成本波動風險的能力,避免把中油的經營風險都讓民眾來承擔,另一方面,也避免讓另一家民營公司搭這個順風車,佔了民眾的便宜。
台灣的都市大眾運輸系統,主要是由火車、捷運、公車三者組合而成。公車有各地方政府補貼票價給學生、老人等,燃油也有政府提供的補貼。而火車、捷運則是以電力運作,這種間接使用能源的方式,等於是由設置偏遠的發電廠,犧牲環境與當地民眾健康,來補貼都市交通運作。
加上捷運系統在蓋的時候,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由中央政府出錢,這等於讓全國的人來分攤都市人的建設。因此,都市大眾運輸本身就是對相對偏遠、用不到或很少用這個系統的人的一種剝奪。
而沒辦法用到都市運輸系統的人,只能靠自己買車—開車或騎機—的方式來解決交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當油價高漲時,如果沒有收取中油盈餘繳庫的政府來吸收漲價幅度,透過這個吸收,讓享受大眾交通運輸系統的都市人能做出回饋,那就是透過把油價高漲風險轉嫁給自己開車、騎車上下班的人,做第二層的剝奪。
最後,物價上漲會有回不去的現象,這叫做價格的僵固性(Sticky Prices),這些跟調整價格也要成本、市場競爭性多寡有關,所以任何一個國家或經濟體,都會有長期物價上漲的現象。
但是,面對同樣的國際原物料市場波動,每個國家物價上漲的速度卻不一樣,這很大的一個因素在於,這些國家政府控制物價的能力以及人民相信政府能控制物價的能力。例如德國的物價上漲就很平穩,但南美洲國家的物價上漲就經常失控,例如阿根廷去年物價就上漲25%。
因此,當汽油這個幾乎與所有商品或產業運作成本有關的產品,價格因為短期非理性因素而飆高的時候,為了穩定、緩和物價波動及上漲,政府當然責無旁貸。
總結,基於以上的三個理由,在國際原油價格因為可能的短期因素,如國際政治衝突、產油國刻意炒作等,而非理性的飆高時,政府基於中油為國營的特殊性、運輸系統城鄉發展不均,與穩定物價的角度,應該以國家的力量來緩衝這個衝擊,以免整個國家的經濟受到打擊,這也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如若在野黨非理性批判,或油品市場人士為了自身利益而挑剔,政府都應該挺住、堅持對的政策,這樣才是民眾會有感的良政。
※作者為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