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立台灣大學（台大）的校長遴選事件鬧得熱哄哄，事件持續升溫，「挺管」（管中閔）和支持「拔管」的陣營各有行動。日前更上升為藍綠對壘般，前總統馬英九和前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出現在挺管陣營舉辦的新五四運動，令風波持續延燒。但是，本文並非探討「挺管」「拔管」誰是誰非，而是藉此機會探討台港兩地的大學自主。
 

法理上的比較

首先，我們可以從法理上看大學自治，在台灣，根據《大學法》第一條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並且大法官在第380號釋憲文也指出：「其自治權之範圍，應包含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之學術重要事項。大學課程如何訂定，大學法未定有明文，然因直接與教學、學習自由相關，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

由此可見，大學自治在台灣是有法理基礎的，也是大學法所確立的。可是，當然法律上也有漏洞，否則也不會造成今次的風波。就是《大學法》第九條：「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重點在於「教育部聘任」，換言之，教育部有權不聘任，從而影響到大學自治，好像現在教育部「卡管」的情況。至於香港，《基本法》第137條訂明「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算是在法理上確立了大學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但是在大學條例上仍是千瘡百孔，最大的問題是行政長官作為校監的權力過大。

按照大學條例，各院校的校監或監督由行政長官兼任。因此特首可以委任大量親信進入校董會，掌控大學人事任命，干預院校的施政，嚴重損害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而事實上亦如此，有四間大專院校的特首直接委任校董的比例過半，政府干預大學自治在陳文敏事件亦可見一斑。總括而言，大學自治在台港兩地也有法理基礎，不過仍存在一定的漏洞，給予政府行政干預的空間。

大學反應的比較

此外，除了法理基礎之外，大學的反應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大學的反應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政府干預大學的力度。

在台灣，在教育部「卡管」一事上面，台大校方曾就教育部決定發聲明，表達校方的遺憾和強烈異議。至於師生方面，先有逾60位台大教授連署挺管，再有由4000名多位台大師生校友共同發起的台大大學自主聯盟，發起「新五四運動」，向教育部抗議。

至於大學界方面，也是一呼百應，國立成功大學（成大）、國立交通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也有「校園自主行動聯盟」，並發表聯合聲明以捍衛大學自治，更有成大師生在成大榕園響應「新五四運動」。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當民進黨政府涉嫌干預大學自主的時候，會引起軒然大波，引起大學的反彈，即使最後能成功干預也要付上沉重的代價。反觀香港，在陳文敏事件上，面對着港共政權赤裸裸的干預，大學高層又有沒有挺直腰板地抗衡港共政權呢？顯然是沒有，反而是卑躬屈膝地面對李國章，與港共政權沆瀣一氣地打壓陳文敏和學生。

與台灣相比，香港的大學高層不單止沒有捍衛大學自主，更帶頭自我審查，向政權獻媚。浸大無理地不與整體評價「very good」的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博士續約，以及理大以行為與理大推行「優質教育及擁抱國際化」不一致為由，不與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鄭松泰博士續約，都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壓，自我審查。

其實，台灣的大學自主和學生自治一切都得來不易，比如說1987年的「511自由之愛」，台大學生單是爭取普選學生會，校園民主，便要付上沉重的代價，被學校記過處分，甚至開除學籍。所以，台灣人民甚至是大學高層，都會對大學自主，學術自由有一定的堅持，敢於為此與政府分庭抗禮。

大學自主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之一，無數的莘莘學子都要經歷大學教育的洗禮，甚至在大學時期受到思想啟蒙，倘若大學的管理層由曲學阿世的小人把持着，大學只會淪為職業訓練所，後果堪虞。如果作為大學高層、學者和知識分子都不好好捍衛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又怎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呢？

※作者為前城大編委總編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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