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紀念館的設計者王大閎，28日晚間7點於睡夢中辭世，享年101歲。有「建築詩人」美譽的王大閎，出生於北京，成長於蘇州及南京，是首任外交部長王寵惠的兒子，也是華人第一代最早接受西方現代建築洗禮之人。

王大閎1917年7月6日初生在北京，成長於上海、蘇洲。隨後在1936年就讀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1941年進入哈佛攻讀建築研究所、1944年受美國雜誌《室內》邀約，發表作品《城市中庭住宅》(The Atrium Town House)，來台後，以公共建築設計為名，更在2009年獲國家文藝獎。

一生投入建築的王大閎，最為人熟知的公共建築是1961年的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1971年的外交部與1972年的國父紀念館。當年，國父紀念館這棟建築奠下王大閎在台灣現代建築史的地位，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他對建築的熱情，認清「建築是政治工具」。

1965年，王大閎贏得國父紀念館的設計權，原本想以「新中國式精神」創作，力突破當時「古典宮殿建築」的限制風格。

王大閎原將國父紀念館設計為「文官烏紗帽」的造型，隱喻權力的象徵，反轉了宮殿式的作法。王大閎在「國父紀念館設計立意」裡說：「我國現代建築有三個方向可走，一是追隨現代西方建築，一是抄仿古代宮殿式建築，或是創造有革命性的中國新建築。」

但「烏紗帽」造型的中國新建築，卻引起當時總統蔣介石的不滿，要求王大閎將屋頂改為清代典型的「歇山式」。但王大閎並不妥協，他認為「國父是一個革命者，為人樸素剛毅，紀念性建築不能像皇宮般俗氣華麗，」而且國父推翻清朝，也不宜用清代建築式樣來紀念，豈不是諷刺？

歷經多次衝突，國父紀念館最後以看似「歇山式」屋頂，但是屋簷尾端翹起，「就像少女飛揚的裙襬」，在傳統中融入現代生活的幽默線條。國父紀念館歷經７年完工，但在設計到完工中間的波折與妥協，讓王大閎認清「建築是政治工具」的道理。

「建築是社會政治型態的一部分。由羅馬城廢墟的配置，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帝國政治組織的整個型態，因為那時代的公共建築極度的莊嚴華麗，就輕易地暴露了它存在的理由，象徵凱撒的威力。事實上，任何一個時代的公共建築，不論是古羅馬的圓形劇場或當今美國的露天運動場，龐貝的溫泉或維也納的歌劇院，封建時代的碉堡或民主制度的會議廳，它們的用途是相同的，都是我們社會政治機構內不可缺少的一部份」-王大閎〈建築是政治的工具〉，《銀色的月球》​

王大閎的職業困境都與當時社會的公共建築有關，早在1961王大閎就曾贏得故宮博物院設計權，最後卻被評審委員之一黃寶瑜奪走。銘傳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徐明松認為，當時王大閎的故宮設計，倒傘狀的混凝土屋頂洋溢現代風格，因此被認為不夠「中國」。

在歷經故宮設計未成、國父紀念館設計的妥協後，王大閎雖還是盡心於建築設計，但轉而專注內心寫作，包括1966年譯寫王爾德的《格雷的畫像》，名為《杜連魁》、英文科幻小說《幻城》、設計登陸月球紀念碑等，可惜月球紀念碑並未在生前完成，是王大閎最大的遺願。

徐明松認為:「逃離建築並在文學的世界裡獲得救贖是王大閎職業生涯後半段的選擇，王大閎畢竟仍像中國文人，優則仕退則隱，未選擇其他的工具對抗社會。」

「忠實有如一個畫家只畫一幅傑作，那是他缺乏想像力和自認無能。」－王大閎譯寫《杜連魁》

1966年，王大閎譯寫王爾德的「格雷的畫像」，背景改成1960年代的台北，書名為《杜連魁》，這句話不僅是對於建築藝術的觀念，更透露著他對愛情的註解。

而王大閎的第二次婚更曾上新聞版面。1955年，37歲的王大閎認識了第一任妻子王美惠，但婚姻卻只維持了10年。壓倒婚姻的最後一根稻草，是王大閎與家中未成年的女僕的婚外情事件，1964年9月27日，報紙以斗大標題登出「王寵惠兒媳　訴與夫離婚」，文中指王大閎之妻王美惠以「與人通姦」為由，與王大閎進行離婚訴訟。隔年，王大閎與小他30歲的情人步入禮堂。

登月紀念碑成遺願

王大閎兒子王守正提到，王大閎最大的遺願就是未能完成登陸月球紀念碑。登陸月球紀念碑的創作，源自王大閎的太空夢，1967年王大閎就完成登陸月球紀念碑設計案，1969年阿姆斯壯左腳踏上月球第一步後，「登陸月球紀念碑」隨之完成最後設計。

高252.71呎的純白紀念碑，象徵月球與地球之間的最大距離252710哩，紀念碑由兩片高窄的碑塔組成，內部圍成一間紀念堂，灑落的陽光來自上方一道直直挑空至頂部的窄縫，創造出有如教堂般的肅穆。

紀念堂的另一個功用，是一個小型的藝廊。兩側的曲面牆上，各有巨型浮雕一幅，一邊為嫦娥奔月，另一邊為后羿射月。一陰一陽的畫面，體現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宇宙的遐想所產生的神話故事。

王守正表示，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有意推動完成登陸月球紀念碑，希望藉由後人的力量，完成王大閎生前的夢想。而原定要在6月出版的「世紀王大閎」新書，也因為王大閎的辭世暫緩至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