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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弋丰專欄:台灣的六四觀點該要「國際化」了

藍弋丰 2018年06月07日 07:00:00
六四應從國際大局解讀,而非只在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圖為香港舉行六四事件紀念活動。(湯森路透)

六四應從國際大局解讀,而非只在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圖為香港舉行六四事件紀念活動。(湯森路透)

總統蔡英文在6月4日針對中國六四事件,特別以簡體字在Facebook上發表文章,談台灣的民主化歷程,要中國「正視六四事件」好讓「六四不幸的歷史將會轉化成中國邁向自由民主的基石」,文章一出,中國果然用嚴厲措辭回應,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批評「老調重彈」,聲稱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只有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言下之意,台灣人無權過問。

 

此言一出,台灣輿論立即抓到其中語病:馬曉光認為台灣人無發言權,表示認為台灣非中國,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民,也就是馬曉光支持「一邊一國」。

 

除了這個小風波,大部分國民對蔡英文總統沒事去關心六四這個「國際事務」十分冷感。馬曉光的措詞雖然有語病,但有個部分倒是沒說錯,台灣政壇每年關心六四事件,只會老調重彈,每年重覆講著「台灣民主」與「中國民主化」,不只中國聽了煩,台灣自己人也興趣缺缺。

 

台灣政界要不就是以台灣看中國的觀點談六四,要部就是純從中國論中國,都沒有掌握到事件的真正核心,所以永遠只能老調重彈,越講越沒人有興趣,1989年全台高唱《歷史的傷口》,如今已成為被淡忘的笑話。其實,六四事件真正是個國際事件,絕對不是只是中國事務。

 

六四是倒下的骨牌之一

 

二戰之後的一切各國發展,都與冷戰國際戰略格局息息相關,冷戰的對立,與冷戰的結束,形塑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命運,1985年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冷戰開始融冰,冷戰賽局的消融,牽動全世界一連串國家發生重大變動,中國的六四事件,也是這場冷戰大賽局結束時,發生冷戰秩序崩解,所倒下的骨牌之一。

 

在冷戰時期,為了圍堵蘇聯的反共需求,美國在全球扶持了族繁不及備載的各獨裁者,全然不顧該國民主自由或人民的想法,當冷戰即將結束,美國不再需要這些防蘇夥伴,於是造成全球性的專制獨裁政權大崩盤,1986年菲律賓強人馬可仕下台、韓國強人全斗煥1987年遇上「6月民運」而被迫民主化、蔣經國1987年解嚴、土耳其1987年修憲還政於民,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1988年下台,連新加坡的李光耀都在1990年辭總理改任「內閣資政」,改由吳作棟擔任總理。這些時間都這麼接近,是巧合嗎?

 

在中東,1980年起持續多年的兩伊戰爭,過去不管聯合國怎麼調停都沒有作用,因為伊拉克由美國撐腰,伊朗代表蘇聯勢力,雙方在冷戰賽局下打起代理人戰爭,誰能勸得住架?隨著冷戰融冰,兩伊戰爭的態勢也有重大改變,1987年7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598號決議要求兩伊停火,過去對調停都置之不理的伊拉克歡迎聯合國決議,並暫停襲擊伊朗海上目標,至1988年,雙方停火,伊拉克改介入自1975年起的黎巴嫩內戰,作為與伊朗之間的代理戰爭,但是在冷戰結束的大局勢之下,黎巴嫩內戰也於1990年結束。

 

在非洲,南非長期的種族歧視政策,到1990年邁向解除之路,南非國民黨政權釋放關押27年的黑人民運領袖曼德拉,之後經過長期討論如何和平過渡政權之後,南非於1994年舉行了第一次不分種族選舉,曼德拉當選總統。

 

二戰之後的一切各國發展,都與冷戰國際戰略格局息息相關。(戈巴契夫和雷根/維基百科)

 

為什麼是1989年

 

蘇聯過去將眾多國家包於「鐵幕」之中與美國抗衡,在冷戰尾聲,蘇聯對鐵幕國家的控制與支持也放鬆,因此鐵幕獨裁國家也一同參與這場骨牌倒下的盛會,1987年,美國總統雷根在德國柏林布蘭登堡門前發表著名的演說,呼籲戈巴契夫支持「推倒(柏林)圍牆」(Tear down this wall!),戈巴契夫當時雖然沒有正面回應,但東德解放的日子其實已經倒數計時,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世人震驚於冷戰真的結束,而東西德也立即開始討論兩德統一事宜,於1990年兩德統一。

 

在波蘭,1988年發生大規模工潮,1989年選出首位非共產黨總理,隔年華勒沙成為首位民選總統;1989年,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則決定自廢武功,放棄執政地位,並更改黨名,進入多黨政治;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著名的天鵝絨革命,共產黨被迫答應舉行選舉;1989年,保加利亞也發生示威抗議,共黨第一書記被迫辭職,隔年共黨放棄一黨專政,舉行自由選舉,改為多黨制國家;同在1989年,羅馬尼亞卻沒有像上述國家那麼和平,演變為流血革命,最終獨裁者齊奧塞古遭逮捕處決。

 

這場全球骨牌的最高潮,就在1989年12月,美蘇兩國領袖在馬爾他高峰會上宣布冷戰結束。冷戰雖然正式結束,但骨牌的連鎖尚未結束,1990年蒙古發生革命民主化,南北葉門本來分屬冷戰兩陣營,如今既然冷戰結束,也於1990年南北統一。1991年,最終這場骨牌大戲回到蘇聯身上,蘇聯在一場失敗政變後走向解體。

 

民主運動也有失敗案例,1988年緬甸發生「8888民主運動」,雖然沒能成功,但這是翁山蘇姬投入緬甸民主運動的開始。當然,六四事件是更著名的悲劇,發生在什麼時候?1989年。

 

台灣討論六四往往只從中國看中國,將發生原因歸於胡耀邦於1989年過逝,其實胡耀邦剛好於1989年過世,只不過是中國人民集會的藉口,就算胡耀邦晚了幾年過世,人民還是會找出其他集會理由,六四事件終究還是要在1989年前後發生。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世人震驚於冷戰真的結束。(維基百科)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不是巧合

 

中國是個在冷戰賽局中獲益的國家,美國大包圍蘇聯的中心戰略之一就是「聯中制蘇」,當蔣介石失去中國政權,毛澤東的新中國才剛剛建立,美國就已經打算拋棄老盟友,打起將中國「狄托化」的算盤,也就是希望中共領導人會學習南斯拉夫共黨領袖狄托的中立戰略,成為美國拉攏來制衡蘇聯的籌碼。

 

美國一心想聯中制蘇,毛澤東滿腦子想的卻是共產擴張,一時沒有理解大包圍關係的國際常識,在雙方思想巨大落差下「彼此總是錯過」,中國屢次辜負美國的好意,但是中國所在的地緣戰略位置不變,美國在每次衝突後,終究不離不棄的希望促成聯中制蘇大戰略。這樣的耐心最終獲得回報。

 

1969年珍寶島事件使中國與蘇聯關係惡化,尼克森釋放善意,放寬對中國貿易限制,1971年季辛吉密訪中國,美國在聯合國讓步,讓中國入聯,1972年尼克森訪中會見毛澤東與周恩來,雙方簽署《上海公報》,雙方關係一路增溫到1979年美國與中國建交並與台灣斷交。

 

中國身為美國新的防蘇夥伴,經濟也開始與之接軌,就在1979年中美建交同一年年,在鄧小平背後的強力暗中支持下,中國開啟官方推動「包產到戶」,由農業開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這是巧合嗎?

 

但是,當美國成功聯中制蘇結束了冷戰,蘇聯本身於1991年瓦解,狡兔死,走狗烹,此後不再需要防蘇夥伴們了,美國陣營的所有獨裁者都得要下台或民主化,而共產政權沒了蘇聯老大哥,也紛紛下台民主化,中國知識分子嗅到這股潮流,加上「改革開放」10年來引起中國國內諸多經濟社會矛盾,認為起而示威要求民主化的時機成熟了,但是,中共政權眼看著全世界兩陣營的獨裁政權全面性的消滅,共產老朋友一一面臨垮台,其驚恐可想而知,從一開始,六四就注定走上血腥鎮壓的悲劇結局。

 

就像過去歷史上的其他大賽局,當賽局結束後的新時代,最大的威脅往往來自於先前賽局培植的盟友們,後冷戰時代,美國新的威脅與假想敵,也都是如此。

 

兩伊戰爭中,伊拉克在美國援助下打造出一支周遭其他阿拉伯國家都難以匹敵的強大部隊,對區域戰略造成嚴重威脅,但不等美國出手包圍打壓,伊拉克先下手為強,1990年入侵科威特,美國立即率領多國部隊出兵迎戰,是為第一次波斯灣戰爭,至1991年2月底結束。

 

1979年,中國開啟官方推動「包產到戶」,由農業開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維基百科)

 

必須由全球看台灣

 

中國也一樣,從先前的防蘇盟友,成為美國需要包圍對付的假想敵,表面上,是1989年六四事件使得中國在西方世界形象大壞,外資撤出、歐美禁運,但其實只要美國不再需要聯中制蘇,原本就必然改為將中國視為經濟、軍事方面的潛在對手,開始規劃大包圍中國,六四事件只是剛好為美國提供藉口。美國的動作不僅止於對中禁運,還同時加強對台軍售等等扶植台灣的策略,1995年更允許李登輝總統赴美訪問,引起中國激烈抗議,進行軍事演習並發射飛彈,是為第三次台海危機。

 

雖稱為台海飛彈危機,但李登輝事後回憶卻指出,當時美國已經是採取「保台制中」的大包圍中國戰略,台灣形勢相當安全,他一點都不擔心,李登輝對國家形勢最為擔憂的時期,是在冷戰結束之前,在聯中制蘇下,台灣幾乎就要無立足之地,幸好冷戰及時消融,讓美國全球戰略徹底改變,才讓台灣轉危為安。

 

台灣的命運,從歷史上就與國際局勢息息相關,荷蘭獨立戰爭造成台灣的荷蘭時代與荷西雞籠之戰;英俄大賽局中,英國防俄夥伴的選擇,決定了台灣在甲午戰爭後割讓日本;冷戰的詭譎局勢,先後引發第一次與第二次台海危機,後冷戰時期的新局面,則造成第三次台海危機。這樣的台灣,要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不能從台灣看天下,也不能眼中只有中國,必須由全球看台灣,由全球看中國,由全球看一切。

 

1989年的六四事件,標誌的並不是老生常談的中國民主與台灣民主的發展對比,更重要的,1989年標誌著冷戰局勢過度到後冷戰時代,全球發生獨裁骨牌倒下的劇變,台灣一方面跟著解嚴因而有了民主化,也從「聯中制蘇」下解放、逃出升天,而六四事件是這串骨牌之一。

 

六四應從國際大局解讀,而非只在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台灣必須練習以國際角度看每件事,才能因應隨時改變的世界局勢,做出正確的決策,長久的存活下去。

 

※作者台大醫學系畢業後,轉行出版、產業分析、業餘歷史研究,著有《橡皮推翻了滿清》、《明騎西行記》等書,譯作有《紙牌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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