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5月11日，中共《光明日報》發表了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將此前中共內部進行的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推向高潮，在這場討論中，以時任中共主席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開始失勢，此場討論為隨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思想和輿論準備。

在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的進行時中，當年參與該文撰寫和真理標準討論的一些人士發表了紀念文章，面對當今意識型態全面左轉的現狀，只能感慨系之。40年前的那場討論，確實反映了在文革1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思想壓制後，中共思想理論界的活躍與覺醒。

其實，不僅思想理論界，在中共權力層，也開始萌動著對毛式制度和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反思，沒有當時一些相對開明的權力人物的支持，單是幾個思想解放的黨內秀才，是不可能掀起這場真理標準討論的。

此場討論的一個結果，就是鄧小平逐漸在黨內佔據優勢地位，掌控了思想理論和政策制定的發言權。鄧小平本人曾說過，按照「兩個凡是」，他是不可能重新出來工作的。但在鄧成為中共事實上的領導人後，他卻主張不爭論，除了他的政治利益，鄧也擔憂在國家發展路線確立後，再搞「無謂」的爭論將會擾亂大政方針，無助於經濟建設。

「姓資姓社」引發思想混亂

如果說，1978年真理標準的討論撥正了中國發展的航向，那麼1992年的南方談話是再次撥正了中國的發展航向。此前，由於1989年六四事件西方對中國的制裁，中共內部保守派崛起，其治國理念是重新抬出階級鬥爭理論，在所謂堅持社會主義的旗號下把國家工作的重心放在反西方「和平演變」上，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表是陳雲李鵬等，思想理論界的代表是黨內理論權威胡喬木，保守派以幾個極左刊物《中流》和《當代思潮》為依託，發表了一系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

「姓資姓社」的爭論引發了中國思想界的混亂，並扭曲了鄧小平的改革路線，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鄧小平被迫南下上海深圳，通過南方的輿論管道「反擊」北方的中央。

中共黨內和史學界一般將真理標準的討論稱為文革結束後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將「姓資姓社」的爭論和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稱為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現在，中國到了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時候。從中國思想理論的窒息程度以及中共的政治迴轉來看，如果要使中國不在錯誤的路上走得太遠，就必須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應該主要討論如何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需要強調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既然官方重回馬克思的理論源頭尋求執政正當性及為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加持馬克思主義的「光環」，也就不能讓官方獨家壟斷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而這隻有將馬克思的思想還原其本來的樣子，才能做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習近平前不久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的講話，對馬克思本人及馬克思主義做了高度評價，稱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第一次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等等。

既然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律，為人類指明了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途徑，以及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那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共根據新的時代特徵而創立的習近平思想及其實踐，就理所當然地、合乎邏輯地是「正確的」，中共在中國獨一無二的執政地位和習近平的領袖地位因而也就具有無可非議的「正當性」。

以習近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徵為例，他將其界定為中共的領導，指中共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

而習近平的這個論斷，按照其闡釋，乃源於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思想，後者曾認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共產黨要「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可供人們用來衡量黨的運動水平的里程碑」。

對中共和習近平來說，要達此要求，黨就必須牢牢掌控政權和領導權，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內在邏輯「需要」，不如此，顯示不出共產黨的「先進性」。將習近平思想中的這個極其重要的論斷變成政策在實踐中推廣開來，也就是「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

黨的領袖領導一切

於是我們看到，黨的領導在十八大後全面加強，黨要做到在全社會無縫覆蓋。進一步，「黨領導一切」演變成「黨的領袖領導一切」，維護黨的領導變成維護黨的領袖的權威。

然而事實很可能不是這樣，但要從理論上否定它，不宜引入其他的理論例如自由主義理論作參照系。自由主義理論雖然對削弱中共執政的正當性有作用，但由於中共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解釋其執政正當性的，所以，駁倒該解釋的最好辦法也就要回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本身。換言之，需要把一個真實的本來意義上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呈現給大家，這就是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任務。

馬克思一生的思想並非固定不變，早年的馬克思和晚年的馬克思有很大不同，馬克思在晚年，就不承認自己是一個被國際共運的領袖們所僵化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者，後者只知摘引馬恩「語錄」，不會根據形勢變化領導工人運動，並將之說成是馬克思的意思，他們反對合法鬥爭，說黨不應當參加議會選舉等一切合法活動；大講「革命」，要同黨內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借用中國的政治用語，這些人就是打著馬恩「教導」旗號而不顧國情的「左派」。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雖然也有馬恩上面所批評的這種情況，但更多是出於統治需要而故意忽視曲解，因此，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就是要將被官方有意忽視和拋棄的馬克思思想的其他部分「撿」回來，盡可能復原馬克思思想的真實含義，準確完整地理解和闡釋馬克思主義。

例如，根據中國學者秦暉的解釋（《新視角》雜誌2018年第2期），各國共產黨最看重的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思想，其實是基於他所生活的時代，資本家暴力對待工人的現實，促使馬克思認為，只有用工人的暴力來推翻資本家的暴力，工人才能得到解放，而一旦工人掌握了國家政權，暴力就不再需要，退出歷史舞台。

也就是說，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是有其針對性和前提條件的，即針對資本家的暴力壓迫，如果資本家不用暴力對待工人，工人也就無需用暴力對待資本家。恩格斯晚年就揚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而主張工人以議會為舞台，通過議會鬥爭取得政權。

曾任趙紫陽的政治秘書、至今還被軟禁的鮑彤先生5月中期在Twitter上也為馬克思辯護，指馬克思講的階級鬥爭，首先是爭取罷工，爭取個人自由組織工會，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資，改善待遇；馬克思講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真選舉產生的，可以隨時撤換的，而且只拿熟練工人平均工資的領導機構來執行的。他指馬克思的這些主張，在十月革命裡找不到半點影子。

列寧和史達林重新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

舉上述二位例子，並不是說他們對馬克思思想的解釋就一定是權威和正確的，但他們給人們提供了一條跟正統解釋不同的思路。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再理解就是要這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不能定於一尊，要在爭鳴中尋求若干共識。

當然，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討論，也不是面面俱到，應該有所側重，我認為，要重點討論以下這些問題：

（1）馬克思對人類發展規律和資本主義特殊規律的認識是否合乎人類的歷史實際和資本主義的實際，如何看待當代資本主義與馬克思預言的不一致；

（2）馬克思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怎麼回事，它們的真實含義是什麼，有沒有前提條件；

（3）馬克思的自由思想是否包含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

（4）晚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轉向問題；

（5）列寧和史達林是否篡改和歪曲了馬克思的思想；

（6）作為科學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是否能夠解釋現實。

上述這些問題是官方理論界不願直面也不敢討論的，或者說，即使涉及對上面某個問題的討論，也是在中共欽定的教條下來給予解釋，很少敢越雷池。因為一旦不設理論禁區放開來討論，就會發現，產生於近200年前的馬克思主義是無法或者很難解釋今天的現實的，中共所繼承和認可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是列寧和史達林重新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而後者跟真實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大差距。

如果允許爭論，勢必會在官方內部和整個社會造成思想的混亂，黨所寄望的思想一統就難以實現，中共要想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重建執政合法性，就需要改變統治方式，至少釋放一定的民主和自由。

有鑒於此，有人會說，主張中國再來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願望是好的，但官方根本不可能去發動，因此不具可行性。我當然知道這個情況，因此，我說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沒指望官方發起，而倡導在民間進行。

自媒體方便了人們對爭論的參與

上述兩次爭論主要局限在中共內部，是黨內不同勢力在思想理論上的較量。不過，到了21世紀後又出現過兩次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思想爭論，後兩次爭論已經移出官方，而主要在民間層面交鋒，即2004年的「郎顧之爭」及國有產權改革大討論，2006～2008年對物權法「公私產權」的爭論。由於互聯網的普及，過去限於黨內的思想討論也越出體制，甚至越出思想理論界，而向民間延伸，就帶有很強的民間參與的色彩，尤其是2004年的「郞顧之爭」，剛開始純粹是民間不同學者的爭論，後來才擴及官方，而其範圍之廣，也是其他幾次爭論不及的。

自媒體的出現大大方便了人們對爭論的參與。雖然現在輿論環境嚴酷，但也並非完全沒有空間。可以先由民間學者包括官方學者以私人身份參與討論。海外也是爭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利用海外無輿論管控的優勢，推進這一思想解放運動。

民間的爭論如果能夠還原一個真實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讓社會認識到官方意識型態中的馬克思原來不是馬克思，這將大大有利於和官方爭奪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從而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為未來的變革打下思想基礎。

※本文作者鄧聿文是中國獨立學者、自由寫作者、時政評論家。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