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國際足總祕書亨利．德勞內（Henri Delaunay）道出組織遭遇到的最大困境：「今日國際足球不再甘願被框限於奧運的範圍內，很多國家的職業足球已受到認可且組織成形，可參加奧運的一流選手不再能完全代表各國實力。」

一九二八年阿姆斯特丹奧運證明，足球無疑是當前最受歡迎的盛事，國際足總在激勵之下付諸行動，成立第一屆世界盃籌備委員會，召開會議排解內部針對比賽基本形制吵嚷個沒完的爭執。世界盃將對全世界開放，不只歐洲球隊可以參加。所有球員不分職業或業餘都能代表國家出賽。賽事每四年舉辦一次，金錢收入由國際足總與主辦國拆分。

截至此時，有幾個歐洲國家對主辦賽事表露興趣，但顧慮到可行性、風險、花費，紛紛都打了退堂鼓。機會於是留給了唯一有意掏錢的國家：烏拉圭。烏拉圭也的確有錢。當地的羊毛、毛皮、牛肉產業一九二○年代蓬勃發展。在總統奧多涅茲治下建立起福利國家，依靠農產外銷的豐厚利潤取得充裕資金，維持社會和平，奠立了一個政治進步、高度投資教育、城市發展繁榮的年代。

烏拉圭急欲確立國家地位、打響國家名號，證明烏拉圭確確實實就是世界足球冠軍，政府於是表示願意支付來訪球隊的開銷、為世界盃興建一座全新適用的球場，並且提議賽事在一九三○年七月揭幕—正好是烏拉圭獨立制憲一百週年。一九二九年，國際足總在巴塞隆納的會議上，儒勒斯．雷米（Jules Rimet）把主辦權授予烏拉圭，並委請法國雕刻家亞伯．拉夫樂（Abel Lafleur）製作一座金盃，時稱勝利女神盃，日後方改稱雷米金盃（Coupe Jules Rimet）。

不像日後世界盃對於電子媒體、現代通訊、國際觀光的建設需求龐大，烏拉圭不必顧慮這些，只須把心力集中在興建新球場。籌備委員會委請建築師胡安．斯卡索（Juan Scasso）設計，將之命名為世紀球場（Estadio Centenario），以紀念即將到來的制憲一百週年，地點選在城市新擴建後位於中心地段的巴特列公園（Parque Batlle）。一九三○年二月工程動工，公園像蟻丘一樣人頭鑽動，兩家不同建設公司卯足了勁興建自己那一半球場。混凝土進口自德國，因為拉丁美洲尚無能力自行生產。

實際究竟會有多少球隊到新球場參賽，在年初還是個問題，各地國家足總接二連三回絕了邀請。不來的包括不列顛四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德國、瑞士和中歐國家。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二世曾在一九二八年個人承諾會支持世界盃，他說到做到，協助組建羅馬尼亞代表隊，並把他們送上了特派郵輪「綠爵號」（Conte Verde）。不過，這些球員大多是受雇於普洛耶什提當地不列顛工廠的油井工人，是國王的情婦居中斡旋，雇主才答應放行。

船行到熱那亞，法國隊也上了船，他們在雷米的脅迫下答應參加，但像國內的頂尖前鋒馬努埃．亞納托（Manuel Anatol）或國家隊教練加斯東．巴洛（Gaston Barreau），雷米說服不了他們陪同前往。在國際足總的比利時副主席魯道夫．席德瑞爾（Rudolf Seedrayers）威逼之下，比利時人也一起上了船。

只有南斯拉夫隊打扮得漂漂亮亮，搭著一艘叫「佛羅里達號」的遊輪出航，似乎不需要其他動力，光是想到能兩個月不用工作，還能登上拉丁美洲這片足球的新大陸去冒險，這就夠他們樂了。這四個國家與地主國，加上另外八支美洲球隊—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祕魯和美國，構成十三個參賽國，一九三○年七月將集結在蒙特維多。

原定開賽之日，世紀球場尚未完工，第一屆世界盃的開幕戰因此是在國民隊主場中央公園球場（Parque Central）和佩納羅爾隊的波奇多球場（Pocitos）這兩座小小的球場舉行。阿根廷隊演出首輪好戲，與法國的比賽由於兩隊中場表現出色而打得難分難解。阿根廷在第八十分鐘進球打破僵局。法國隊猛烈反擊，派出馬塞．朗吉勒（Marcel Langiller），沒想到裁判竟然提前四分鐘吹響終場哨。阿根廷球迷衝進場內，法國球員包圍裁判理論，騎警追著所有人跑。

巴西籍裁判阿瑪迪亞．雷哥（Almedia Rego）尷尬又沒輒，只能雙手一攤承認失誤。草皮清空以後，阿根廷前鋒羅貝多．奇洛（Roberto Cherro）昏倒，重啟的比賽又草草劃下句點。現場佔多數的烏拉圭球迷狂噓阿根廷球員，把法國球員高舉在肩膀上歡送下場。阿根廷一氣之下揚言退賽，但還是現身以六比三擊敗墨西哥。小組賽最後一戰，阿根廷三比一擊敗智利晉級準決賽。

烏拉圭的世界盃有待世紀球場完工才開始。七月十七日球場落成，毫無疑問是當時世上蓋得最好的球場。容納量雖不比漢普頓公園球場或溫布利球場，但在不列顛諸島之外，九萬人已是歷來最大。論建築之美，世紀球場則完全是不同層級。

有充沛的海外投資、政府挹注，又有具建築素養的金主贊助，一九二○年代末，蒙特維多興起一股建築熱潮。除了城市的中央大道與綿延的濱海大街，一種獨特而壯觀的現代主義拉丁風格也漸漸成形，建築特色包括飛騰的純白平頂、精密的幾何結構、弧形的水泥陽臺，以及玻璃磚裝飾。戰間期歐洲誕生極簡主義和現代主義，烏拉圭的建築菁英是最早一批最好學的學生。法國知名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本人亦曾在一九二七年造訪蒙特維多，既是為了學習也是為了傳道。斯卡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設計出世紀球場。

世紀球場計劃成為拉丁美洲第一座鋼筋混凝土球場，雙階橢圓形結構，分成四面看臺，像一朵裝飾藝術的花，多層花瓣成扇形綻放。走道、牆面和座位設計忠於美學核心，表面光滑、圖案簡單。其中兩面看臺決定命名為哥倫布和阿姆斯特丹，彰顯奧運奪冠的榮耀。各界萬分期待第三座看臺將依相同原因取名為蒙特維多。單論這些結構，世紀球場已經非同一般，但斯卡索還在球場北面加上他的「朝聖地標」—一座九層樓的高塔，從百米高空俯瞰低陷的球場草坪。

從當時到現在，這座高塔始終不同凡響地昭告著現代樂觀主義。高塔底部的方牆向旁抽長，有如一架飛機優雅流線的機翼。高塔正面是一艘光滑的鐵殼船，船首指向天空。緊接著船首的是觀景臺，順著長方形混凝土凹紋立刻翻轉向上，凹紋一路延伸至塔頂高高的旗杆。沿著塔身可以看到九扇窗戶和九條幾何橫槓，呼應烏拉圭國旗的九道橫條。

就在高塔的遮陰下，在上達十萬名觀眾面前（該國男性成年人口的兩成），烏拉圭先後踢掉祕魯和羅馬尼亞，晉級準決賽。準決賽第一場，阿根廷以六比一橫掃美國，隔天烏拉圭在一球落後南斯 拉夫的情況下也追進了六球—追平比分那一球，據說原本該由南斯拉夫開界外球，但一名警察沒讓球出界，接著才讓烏拉圭踢進球門。三天後，烏拉圭與阿根廷進行史上第一場世界盃決賽。

那三天消失在一陣旋風般狂亂的活動與臆測之中。歷史文獻比往常更加被傳說與謎團的漩渦吞沒。戰爭迷霧瀰漫，一如河霧吞沒了部分從布宜諾斯艾利斯航向蒙特維多的輪船。船上倒楣的阿根廷首都居民發現自己在拉布拉他河上迷航，而決賽早已落幕。

沒人真的知道實際上多少阿根廷人去了烏拉圭（估計約有一萬到一萬五千人），更不知道多少人真正抵達了世紀球場，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港口從未見過這等景象。有錢人搭乘私人帆船或租用專機出發。郵政部長替自己和親友雇了一艘貨輪，六名眾議院議員徵用了政府一艘靠拖船拉動的平底駁船。航線經過蒙特維多的各家大西洋郵輪營業處，或經營定期短程渡輪的公司，全都被數以萬計的群眾團團包圍。

蒙特維多當地場面一樣瘋狂。躲在聖路西亞的阿根廷隊尤其備感壓力。奇洛從對法國一戰以來就一直處於神經崩潰的狀態，無法再上場。路易斯．蒙提（Luis Monti）據說收到雙重威脅，阿根廷人威脅他不准輸球，否則就要殺他母親，烏拉圭人則威脅他不准贏球，不然也會下手。然而蒙提會來，只是因為所屬的聖勞倫佐隊的董事懇求他參賽罷了。烏拉圭民眾聚集在球隊下榻的旅館外頭等著嗆聲堵人，那更是想當然爾的事。

比賽當日，兩隊在大隊軍警陪同下前往世紀球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日常生活暫停運轉。通用汽車的阿根廷工廠停下生產線，眾議院延後議程，市內的辦公室職員擠在收音機旁，大批民眾聚集在報社門外。在蒙特維多，世紀球場座無虛席，還有上萬人徘徊在外聽場內觀眾吶喊。比利時主裁判尚恩．蘭格納斯（Jean Langenus）舉哨至唇邊，他知道自己安全無虞，因為烏拉圭政府已接受請求，會特別派人保護他自己、他的助手和家人，回程的船隻也已停妥在港口，終場哨音一響，船一小時內就能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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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30日
烏拉圭4—2阿根廷
蒙特維多，世紀球場 

紀念塔（Torre de los Homenajes）頂端的旗杆升著烏拉圭國旗，天空萬里無雲，國旗起初幾乎沒有展開，直到一架單薄脆弱、鋼絲加固的雙翼機嗡嗡飛過，吹得國旗冉冉飄揚。世紀球場歡聲雷動，向國旗、飛機、高塔和國家致敬。

四分之三個世紀過去，站在塔頂已看不到國旗，倒是過了七十五年，他們終於裝設了電梯。高塔後方開闊的天空，如今為灰色的混凝土巨塊佔據，那是球場落成幾年之後蓋的大學附設醫院，資金來自是同一股捐助熱潮。醫院高十五層樓，因為年久失修，多棟病房大樓現在看起來陳舊斑駁，水管破裂、石灰剝落。

向下俯瞰球場草坪，你睜大眼睛看到了烏拉圭人和阿根廷人。半場比分二比一，地主國在下半場踢進第三分。但已經沒用了，草坪四處散落著某場搖滾演唱會所留下拆解到一半的舞臺支架。足球現在幾乎填不滿世紀球場。

很快一切都會悉數消失，當年實驗採用的鋼筋混凝土，禁不起大西洋海風鹽分的侵蝕。說不定不用到一百年。說不定氣候變遷會加速作用。拉布拉他河會淹沒這座城市，徒留球場孤立於汪洋之上，如一道彎弧的灰色浮標，提醒著過往水手，水底下有沉沒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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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沮喪的沉默籠罩住一群群失望的球迷，阿根廷國旗還收捲在他們的旗杆上沒有攤開。入夜之後，沉默讓位給了酒精和怒氣。烏拉圭領事館和菁英出入的東方俱樂部遭到街頭民眾攻擊，一名持烏拉圭國旗的女性被人丟石頭，某幾個街區出現暴民一邊演奏《脫下你的蓋頭來》（Sacarse el Sombrero），一邊揮舞著國旗遊街，堅持所有人等都要向隊伍國旗行禮致敬，誰敢不從最好小心一點。半夜街上還傳出槍響火光，警方到了大清早才終於把人群驅散。

隔天，某些阿根廷報紙對國家隊表露憎惡，指責隊員缺乏膽識，另一些則披露烏拉圭使詐，國家足球被害妄想和自我厭惡的根源雙雙由此誕生。但真正令阿根廷人失望的是球員欠缺團隊合作。義大利記者貝雷拉至現場觀賽後認為：「阿根廷人踢球優雅而富有想像力，但優越技巧彌補不了戰術缺失。拉布拉他河岸兩支國家隊，烏拉圭如同辛勤的螞蟻，阿根廷是只顧玩耍的蚱蜢。」

從格拉斯哥第一次舉辦國際賽事至今僅僅過了六十年，最高國際賽事已經橫越汪洋來到大西洋彼岸。個人對上集體、技藝對上戰績、技巧對上力量、美感對上效率，存在於足球核心互不相容的各個極端，不單只是轉移陣地上演，對極限的探索也提升至前所未有的精細程度。

*本文摘自《足球是圓的：一部關於足球狂熱與帝國強權的全球文化史（上下冊不分售）》，商周出版。

【作者簡介】

大衛．哥德布拉特 David Goldblatt
一九六五年生於倫敦，很倒楣地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對熱刺隊（Tottenham Hotspur）的忠誠。現居布里斯托，這是英格蘭一個足球實力離奇消失的地方，對熱刺隊的愛也擴及布里斯托流浪者隊（Bristol Rovers）和布里斯托城隊（Bristol City），如今對幾支球隊的愛不分上下。

哥德布拉特是知名的運動記者、廣播主持人、運動社會學家、大學講師與專欄記者。他為 BBC 廣播製作足球紀錄節目，也是《衛報》、《觀察家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金融時報》、《新左派評論》、《新政治家》、《展望》等報章雜誌的專欄記者，擔任《世界足球年鑑》（World Football Yearbook）的編輯，並在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德蒙福特大學運動史與運動文化跨國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ports History and Culture, De Montfort University）、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和洛杉磯的匹茲學院（Pitzer College, Los Angeles）教授運動社會學。

哥德布拉特二○○六年以《足球是圓的》打開知名度，並廣受好評，二○一五年出版的《足球帝國》（商周，2017）更榮獲第二十七屆 William Hill 年度最佳運動圖書獎，被譽為是「研究二十一世紀之交不列顛史的必讀經典」。

相關著作:《足球帝國：一窺英格蘭社會的華麗與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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