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以身殉道的劉曉波 是中國的鄭南榕

余杰 2018年07月13日 00:00:00

劉曉波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他尖銳地批判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湯森路透)

一九八零年代末,劉曉波在香港接受媒體訪問時,發出的振聾發聵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説,像一道閃電照亮年僅十六嵗的我的前路。從一九九年到二零零八年,在我與劉曉波朝夕相處、併肩作戰的十年間,我們對每個重大議題的立場都驚人地一致:我們一樣親美(親自由),我們一樣反對老左派和新左派,我們一樣批判儒家文化及形形色色的「東方主義」。我也有幸與劉曉波併列出現在毛左們製作的要處死的「漢奸榜」上。但我們堅信:我們首先是人,是自由人,然後才是中國人;如果中國剝奪我們的自由,我們有權選擇「此生不做中國人」。

 

記得在二零零五年前後,一位西方外交官請我跟劉曉波、馬立誠(著名政治評論員,倡導西化和開放、反對民族主義,因發表《對日關係新思維》而受到民族主義者之「圍剿」)在一家餐廳吃飯。三個「漢奸」遇在一起,當然會異口同聲地讚揚西方的民主自由。旁邊一張飯桌上,一名年輕氣盛的「愛國賊」大概聽不下去,站起來痛罵我們説:「你們還是中國人嗎?」跟我們在一桌吃飯的金髮碧眼的外交官隨即站起來斥責他説:「我們談話,跟你無關,你沒有禮貌,給中國人丟臉!」那個色厲內荏的「愛國賊」不敢惹洋人,悻悻然地埋單走人。這個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獨立思考的知識人在「動物農莊」中的生存環境之惡劣,正如前輩學者資中筠所説,「一百年多了,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

    

劉曉波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這一點與美國思想家、政治評論家安·蘭德非常相似。他尖銳地批判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不能創造性地寫作——他們沒有這能力——因為他們的生命不屬於他們自己。」他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完成了《中國政治和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一書,在書中試圖借助西方文化對於中國文化進行批判性自省。然而,當他到西方的中心——美國紐約——做訪問學者之後,他發現西方亦有其問題:沒有人能夠解決「個體不完整」的精神問題。

    

當時,《中國政治和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一書已經交付出版社,但是劉曉波決定加個「後記」。劉曉波的老朋友、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敏銳地注意到劉曉波的這一調整:「以他特有的誠實,劉曉波用這一‘後記’來削弱此書的主題。」劉曉波寫道,「作為一個真誠的人」,他必須得「同時進行兩方面的評價」:首先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來批判中國的文化和現實 」;其次「以自我的、個體的創造性來批判西方文化」,為此他必須從頭開始重估一切。這一思想轉向的重要性,被他飛蛾撲火般地回國支持天安門學運以及六四屠殺後他下獄秦城所掩蓋了。其實,從一九八九年到二零一七年,劉曉波所有的思想、言論、行動乃至以身殉道,都可以從此處找到線索。

    

劉曉波的思路與曾經流亡美國的俄國異議作家索爾仁尼琴截然不同:索爾仁尼琴嚴厲批判美國的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回頭緬懷「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主張「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以東正教爲精神支柱;劉曉波則大步邁向清教徒傳統、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右翼美國」,而批評中國的儒家專制主義傳統和歐陸的社會民主主義。

    

劉曉波也是徹底的全盤西化論者,如同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思想先驅福澤諭吉那樣,企圖帶領自己的國家「脫亞入歐美」。福澤諭吉成功了,劉曉波失敗了,不是劉曉波沒有福澤諭吉那麽努力,而是中國文化自身的黑暗與頑固,遠遠超過日本文化,中國需要十個劉曉波、一百個劉曉波,才能撬開那道沉重的閘門。

    

對「反抗者的謙卑」念茲在茲的劉曉波,從不回避對海外中國民運陣營直率的批評。近日,臺灣《蘋果日報》在一篇題為《知識分子的自我背叛》的評論文章中,對海外中國民運的亂象提出尖銳的批評:「現階段中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流亡海外的民運份子一方面騎虎難下,為了面子只好硬著頭皮繼續表演民主,二方面也從民運人士的身分中獲得利益,包括就讀著名大學並取得學位,入籍(政治庇護)以及不斷得到基金會、善心人士和西方政府祕密的經濟挹注。但是他們的民主修養有因此逐年深化嗎?沒有,醜陋的內鬥以及遭到中國公安部門的挑撥離間,消耗了他們大部分的精力與興趣,乃至依然幼稚淺薄,毫無累積對中國政權的知識與鬥爭經驗。」最近一年多以來的郭文貴事件如同一面照妖鏡,民運大佬紛紛被照出原形。自稱「中國民主之父」的魏京生大概窮怕了,居然派人去紐約覲見郭文貴,提出一個數億美金的資助計劃,被郭視為笑柄。而在臺灣頗具知名度的曹長青和袁紅兵都在該事件中醜態百出且互相撕咬。

    

很多海外中國民運人士人格的卑劣還在其次,觀念的僵化滯後則更加可怕。他們當中,有相當多的人是國民黨、孫文和蔣介石的粉絲,比臺灣的「八百壯士」更藍,反台獨、反港獨、反藏獨、反疆獨比共產黨還要起勁,正如《蘋果日報》的所批評的那樣:「當中國民運人士在海外高呼民主的同時,竟聲嘶力竭地反對台灣主體意識,主張在中國現狀下統一,我們即可輕易拆穿他們的民主假面。如果主體意識是經過民主程序完成,主張民主的人士怎能反對?於是,我們知道那些民運人士高呼反台灣其實是向北京表態;請求減少他們高呼民主的罪愆,也是可憐。所以應摘除這類民運人士的民主高帽,他們不但羞辱民主,也玷污知識份子的桂冠。」

    

這也是劉曉波長期以來對海外中國民運人士的嚴厲批評。劉曉波的胸襟和遠見卓識,超越於絕大多數海外中國民主人士之上。以劉曉波的學生自居的天安門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推動在台灣為劉曉波設置紀念塑像,這固然是好事,但他卻又在臉書上對台獨人士口誅筆伐、對國民黨讚不絕口,致使很多臺灣民眾因為厭惡其政治觀點,而牽連了對紀念劉曉波事項的觀感。無疑,這是相當讓人遺憾的情形。作為劉曉波的學生和維吾爾人的吾爾開希仍舊擁抱大中華、大一統意識形態;而作為老師和漢人的劉曉波,卻早已突破思想桎梏,「因真理,得自由」。

    

劉曉波值得被中國、香港、臺灣和全世界所紀念。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街頭有印度的聖雄甘地的塑像,甘地跟美國並無直接的關係,但美國有接納甘地、海納百川的氣度;同樣,若是在臺灣的某處城市公園或海濱,安放一把隱喻劉曉波的命運與精神的「空椅子」,不也可以彰顯臺灣對普世人權價值的持守嗎?

   

 劉曉波以身殉道,如同鄭南榕——他是「中國的鄭南榕」,這是向臺灣人解釋「劉曉波是誰」的最佳方式。劉曉波向死而生、雖敗猶榮。他的超越時代與同儕的思想觀念,必將在未來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不斷發酵,作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資源為新一代反抗者所用。

 

※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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