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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世界不平等報告》:戰後嬰兒潮的房地產與退休年金 導致世代不公

胡伯維/林宗弘 2018年08月09日 07:00:00
金融化是貧富差距重要來源,民主體制能夠減緩金融化所導致的收入不平等,而威權政體下的金融化則是加劇收入不平等。(湯森路透)

金融化是貧富差距重要來源,民主體制能夠減緩金融化所導致的收入不平等,而威權政體下的金融化則是加劇收入不平等。(湯森路透)

世界各地的不均程度都在擴大,但速度快慢差異很大,《世界不平等報告》作者分析判斷,這與各國的財稅制度及社會政策有明確關聯。-系列第三篇由UCLA社會學系博士生胡伯維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宗弘合著,主談全球與臺灣所得不平等的重要起源。

 

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在全球造成熱議,使得這本英文版超過700頁的鉅著成為暢銷書,被譽為是書市奇蹟。皮凱提組織了全球的財富不平等研究團隊,在本書暢銷之後,進而出版全球的不平等報告,在衛城出版努力下,這份報告繁體中文版亦將問世。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這本厚實的著作何以成為全球媒體與學界的話題?原因是2007年底由美國房地產次級貸款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嘯,「大到不能倒」的企業受到眾人矚目。此外,1980年代以來金融活動的重要性逐漸上升,其與貧富差距的關聯,引起世界各地輿論的關注;而研究品質超越群倫,特別是收集與整理全球主要工業國家歷史數據的苦功,是這本書暢銷的重要原因。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主要論點,是發現除了少數例外時期──兩次世界大戰到1970年代末期之外,大部分工業國家的資本報酬率都高於經濟成長率,最近三十年的經濟全球化更加劇了這種貧富差距,皮凱提因此建議全球各國應該全面對資本課徵累進所得稅與遺贈稅,以平衡社會不平等。 更多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著,詹文碩、陳以禮譯,2014,《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新北市:衛城出版。

 

資本所得的重要來源之一:金融化

 

究竟全球資本所得的來源為何?除了製造業之外,近年來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多半將罪魁禍首指向金融業與房地產業 更多 Foster, John Bellamy and Hannah Holleman. 2010. “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 Monthly Review 62(1):1–19. 胡勝正,(2015), 〈從房價所得比看臺灣的社會不公〉,《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 23–43.,這兩者也是2007年金融海嘯的震央。我們最近的研究嘗試指出金融化與收入不平等擴大的關聯。 更多Hu, Bowei and Thunghong Lin. 2018.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 (SASE) 30th Annual Conference. Kyoto, Japan: Doshisha University, 2018/06/22-25.

 

金融化指的是在全國經濟當中金融活動或產值的擴大,最廣義的測量就是信貸的擴張。過去社會科學研究對金融化看法相當矛盾:有些發展經濟學家則主張金融化將可減緩收入不平等和降低貧窮率。 更多Demirgüç-Kunt, Asli and Ross Levine. 2009. “Finance and Inequ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287–318.

 

然而,大部分的社會學家與巴黎經濟學院的學者(如皮凱題與其同事)的研究傾向支持金融化將導致收入或財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更多Davis, Gerald F. and Suntae Kim. 2015.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1):203–21.

 

主張金融化導致收入不平等縮小的學者認為,私部門的信用增長,特別是金融中介(financial intermediaries)的增加(包含商業與投資銀行或共同基金等)能夠直接增加窮人的借貸機會,窮人可以創業翻身,因此將低收入不平等。 更多Clarke, George R. G., Lixin Colin Xu, and Heng-fu Zou. 2006.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 What Do the Data Tell Us ?”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2(3):578–96.

 

然而,多數研究似乎認為金融化導致不平等擴大,相關理論可依研究對象的層次歸納為三類。首先,家戶層次的金融化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擴大,是因為貧富家庭借錢的用法不同。 更多Fligstein, Neil and Adam Goldstein. 2015. “The Emergence of a Finance Culture in American Households, 1989–2007.” Socio-Economic Review 13(3):575–601.中、低階級的家戶將金融消費花在住房、教育與醫療保險上,而上層階級的家戶則透過高額的借款投資在房地產以增進其收入,簡單說,有錢人借錢滾錢,窮人借錢花錢而導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劇。

 

其次,多數社會學研究關注於企業或產業層次的金融化帶來的不平等後果。 更多Lin, Ken-Hou and Donald Tomaskovic-Devey. 2013. “Financialization and U.S. Income Inequality, 1970–2008.”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5):1284–1329.在企業組織中,資本家逐漸將生產重心移轉至金融活動,導致生產部門的勞工所擁有的權力資源(power resources)下降,而較難以爭取更高的薪資。反之管理階層薪資顯著上揚。此外,管理者亦因為股價與薪資掛勾,而使得管理者專注於刺激股價上漲,經營不善時不思長期產業轉型,多以短期處理資產、裁員減薪來應對。

 

金權政治,或是權力尋租?

 

第三類是宏觀經濟層次的金融化造成所得差距惡化。然而其原因為何?我們整合103國數據的跨國研究指出 更多我們文中的全球金融化數據來自Prichard, Wilson. 2016. “Reassessing Tax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A New Dataset, New Findings, and Lessons for Research.” World Development 80:48–60.全球所得不均數據則是來自Solt, Frederick. 2016.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7(5):1267-1281.,自1980年代起,金融化的確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惡化,擴張的私部門信貸會提高一國的吉尼係數,較吻合上述社會學家的見解。我們認為發展經濟學者所持的縮小不平等命題,是因民主國家樣本偏誤——過去多數研究樣本來自民主國家——所致。

 

私部門信用越高而收入不平等較低,其實多為民主國家的現象,這些國家原來貧富差距吉尼係數就偏低。

 

威權政體下的金融化會發生什麼事?比較政治研究指出,政治領袖為了贏得選舉或鞏固執政,在民主或威權體制下,因為選民或支持者規模的差異,將採取不同的政治策略。 更多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Alastair Smith. 2012.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民主領袖擁有比威權獨裁者更龐大的選民基礎,若要勝選,必須獲得多數支持。相較之下,獨裁者維繫政治生存的策略則是鞏固小規模親信的忠誠。只要維繫這些少數親信特別是軍方的利益,即可減少獨裁者下臺的機率。由此理論啟發,我們可以嘗試解釋不同政體下的金融化,為什麼有不同的分配後果。

 

我們主張:雖然金融化是貧富差距重要來源,民主體制能夠減緩金融化所導致的收入不平等,而威權政體下的金融化則是加劇收入不平等。由於民主國家領袖必須滿足不同社會團體的金融需求,取得信貸的管道(credit access)變得相對分散,不同類型的資金管道例如銀行、股市或債市等金融機構相對多元、放款集中程度較低。然而在威權體制下,獨裁者經常透過掌控金融機構與信貸流向來維繫忠誠,例如提供給國有企業、權貴集團、地方政府或軍方。在威權體制下,金融業更依賴黨政背景與裙帶關係等政商勾結的因素來放款,相對集中在極少數人。一言以蔽之,貸款是獨裁者或其親信的恩賜。

 

跨國統計結果顯示,金融化雖然普遍導致貧富差距惡化,但是民主國家(相對威權國家)卻能減緩此關聯。也就是說,金融化在民主國家會導致貧富差距惡化較輕微,但威權國家卻大幅惡化──最明顯的案例或許是皮凱提團隊裡的中國學者楊利等人分析的中國與俄羅斯。 更多Filip Novokmet, Thomas Piketty, Li Yang, and Gabriel Zucman, 2018,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Private versus Public Prop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Russia”,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 109–113.

 

儘管我們同意私部門擴張是中國與俄羅斯貧富差距惡化的主要動力,金融化不僅限於私部門信用擴張,公部門(政府與國企)信用增長也有擴大貧富差距的結果。所以,不論是在公部門或私部門的信用膨脹,皆導致收入不平等的惡化,而且威權國家比民主國家更嚴重。

 

 

臺灣的貧富差距與金融化問題

 

不幸的是,由於臺灣金融統計數據並未與國際接軌,導致前述103國的分析並不包括臺灣。雖然國際社會往往不承認臺灣的主權地位,政府單位與學者也不該自我矮化,希望金管會、財政部或主計總處能夠幫助我們早日修訂政府開放數據,以利於納入國際數據庫進行跨國比較分析。 更多The Government Revenue Dataset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Tax and Development (ICTD),http://www.ictd.ac/dataset/grd/

 

臺灣學界中研院朱敬一院士、故胡勝正院士、于若蓉研究員、臺大林明仁教授、政大羅光達教授、臺灣經濟研究院康廷嶽教授等多位學者與皮凱提合作的重要貢獻,即是讓臺灣與世界接軌。 更多朱敬一與康廷嶽 (2015),〈經濟轉型中的社會不公平〉,《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 1-22.

 

他們透過財政部的數據分析後發現,臺灣前10%、5%或1%收入家庭的所得占比仍然不斷上升。

 

臺灣高所得家庭的收入為何愈來愈高,是房地產還是金融業的收益增加呢?先前對金融化如政大鄭力軒教授的研究,主要討論臺灣金融歷史制度的演變,發現臺灣股市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極高 更多 鄭力軒,2017,〈自由化、資本形成與股票市場: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分析〉,收錄於89-124頁,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亦可能在貧富差距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富統計報告》的分析,我們仍然能夠大致找出臺灣家庭資產負債擴張的來源。如表一所示,在2004年上次房地產崩盤的谷底到2016年最近的數據之間,臺灣家庭非金融性資產的成長率為61.6%,其中房地產為73.7%;然而金融性資產的成長率則為79%,其中又以人壽保險與退休準備金(勞退金改制)的成長率最高,顯示臺灣人口加速老化與資產集中在年長世代的現實。

 

雖然從資產淨值來看,房地產仍是主要家庭財富項目之一約為財富淨值四成,但金融資產占了財富淨值的六成,且臺灣整體金融資產的成長率還高過房地產。

與其他國家類似,臺灣的資本所得集中於金融資產與房地產兩大來源,兩大來源即房地產與金融資產的分布,又與戰後嬰兒潮的房地產所有權與退休年金有莫大的關聯,也導致財富與所得分配的世代不公。

 

在林宗弘等人著作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當中,已經提出資本所得、青年貧窮與人口老化這三者之間的連鎖效應 更多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臺北市:臺灣勞工陣線。,但是在皮凱提本人所在的法國,在較開放移民的條件下維持著替代水準的出生率,因此他並未意識到房地產飆漲、人口老化對家戶所得與資產分布所造成的後果,對金融化或政治體制的影響也缺乏完整的分析,這或許是臺灣學界可以特別著墨之處。

 

臺灣政府近年來已經著手年金改革,相對而言,中國大陸或香港等威權體制,將面對更為嚴峻的貧富差距與世代分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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