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世界不平等報告》:印度種姓制度下造成的不公

陳華昇 2018年08月10日 00:02:00

自1990年代以後,印度所得不均、貧富差距的情形逐步地、持續地擴大。(美聯社)

從1980年起,北美、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所得不均程度快速升高,歐洲則小幅上升。從廣泛的歷史角度來看,不均程度升高,代表在各國以不同形式表現的戰後平等主義體制,已經壽終正寢。-系列第四篇由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研究中心研究員陳華昇撰文,主談印度的不平等現象。

 

過去印度給世人的印象,是一個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文明古國,但同時又是一個貧窮落後、人民所得偏低的國家。然而,出乎人們意外的是,印度所得不均的情形其實非常驚人,尤其近20餘年來的發展,其所得不均的現象持續惡化,至今仍無改善的跡象。

 

從本書(《世界不平等報告》)所呈現的數據資料顯示,自1990年代以後,印度所得不均、貧富差距的情形逐步地、持續地擴大。到了2014年,印度上層百分之十的所得占比達到56%,即全國56%的財富掌握在所得百分之十的民眾(上層菁英)手中,所得前百分之十的民眾(上層菁英)其所得占比之高,僅次於中東地區,而和巴西略同。這顯示出印度所得不均的情形。

 

世界最貧窮的國家

 

可以說,自有稅務統計開始,印度的所得分配情形,呈現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代印度獨立初期到1980年代,是時,印度採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政策,實施中央計畫經濟體制,重視財富和所得分配的公平性,但卻犧牲了國家總體的經濟成長。因而在此階段中,雖然印度的所得不均現象較不顯著,但一般大眾則普受到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低度發展的苦果,印度國民人均所得偏低,成為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在此階段中,印度經濟發展還存在一個重要的現象,即其政府實施企業國有化政策,嚴格管制私人資本發展和對外貿易,以致於印度大型企業若非為國家政府所掌握,即是由那些與長期執政的國大黨具有良好政商關係,或既有(自英國殖民時期以來的)世家財閥所掌控、經營;此一現象也影響到下一階段經濟改革後的所得分配問題。

 

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代開始到2000年。在此階段中,印度見到蘇聯體制瓦解,乃決定在經濟路線和政策上改弦更張,推動經濟改革,改採市場經濟體制,逐步放鬆對私有資本、私營企業的管制,推動國有企業民營化,並開放對外貿易;但若干印度大財團、大企業乃藉此機會,在相較其他中小企業更具競爭優勢的非平等基礎上大力發展,且許多國家資本因國有企業民營化政策而流入大財團之手,以致於印度所得分配不均之情勢加速惡化。

 

第三個階段是21世紀以後(以至2014年最後的稅務統計),是時,印度擴大對外貿易管制的鬆綁政策,加速與西方世界經濟的接軌,除在印度境內鼓勵企業接受英美等國資訊服務業的外包業務工作外,同時也開始發展製造業,尤其資通訊產業。而少數能夠使用英文和英語,接受高等教育且熟悉資訊通產業或其技術之人士,乃得以取得較優渥之薪資或商業報酬。

 

這些社會菁英的興起,正符合大企業和財團加速發展且營運國際化發展之需要,因而形成一個新興的高所得群體。其後,印度的鉅型企業集團、特許產業(如能源、金融產業等)持續快速發展,更加重了印度國內所得不均的情形。

 

不結盟政策的代價

 

除以上因國家發展階段之經濟路線與政策變易,形成經濟結構性因素而影響印度所得不均日益惡化外,20世紀中葉以降的國際政經情勢,及以印度本身深層社會結構因素,也深深影響印度所得不均問題。

 

就20世紀中葉國際政經情勢而言,在二戰後印度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之初,世界正形成冷戰格局,當時印度即決定在外交上採取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路線,沒有倒向蘇聯共產或美國西方陣營,因而也難以取得來自於這兩個陣營領導國家的經濟援助或合作,只能獨力發展經濟;而當時尼赫魯總理又決定走向計畫經濟之路,以致於印度經濟發展遲緩。

 

因而在印度獨立建國後40至50年間,其所得分配問題在內部是「患寡而不患不均」,但就其外部而言,當二戰後許多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人民所得快速提升之際,印度相對滯後的經濟發展,致使其人民所得偏低、生活貧困。

 

亦即,印度所得分配問題面臨的是外部不平等,相較於它和許多先進國家乃至開發中國家,無論在國民所得、生活環境上,印度和印度人民便處於相對劣勢的不平等狀態。

 

此外,印度所得分配不均問題,在其經濟較高速發展後仍持續惡化,由此必須探究其人民所得分配不平等的深層社會結構性因素。

 

種姓制度的傷害

 

直言之,印度數千年來的種姓制度形成人民僵固的階級分層,進而使得廣大低種姓的人民在就學、就業、通婚等方面形成特定的文化規範,低種姓的人民比較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在印度社會中處於相當的劣勢,連帶影響低種姓民眾的薪資和所得長期處於低水平的狀況。

 

實際上,印度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口非常多,其中又多為低種姓的民眾,這樣的社會結構形成印度所得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之一。

 

具體而言,種姓制度長期存在,深刻地影響其社會結構與國家文化。因而許多低種姓的貧民孩童沒有戶口,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形成受教權的不公平(雖然印度自2010年實施國民義務教育,但未能就學之孩童仍所在多有,而政府乃無力介入或處理)。

 

而且受到種姓制度的影響,低種姓的民眾不但受教育的機會不若高種姓的民眾,種姓問題甚至影響到就業機會和薪資收入,凡此皆為社會結構對印度內部不平等現象所造成之影響,因而改善種姓制度的負面影響,是印度政府的一大難題。

 

沒有任何象徵物,位於最底層的奴隸—首陀羅。(維基百科)

 

各邦各自為政

 

除此之外,還有印度政治結構的問題。印度不僅是聯邦制國家,基本上各邦擁有相當的自治權。印度自古以來乃至英國殖民時期和當代印度政府,都面臨一個重大的難題,即是中央政府難以全面而有效地介入地方各邦的自治事務,因而要處理和解決地方民眾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問題並不容易;而且,中央政府也難以加強施行基層社會福利或推動地方建設的方式,改善基層貧困大眾的處遇。

 

此外,由於過去長期以來,印度資本家、大財團與印度政府部門關係密切,使得印度的稅制有利於富人,且能削弱政府對富人的徵稅能力,這也造成了印度富人很少繳稅或能有效「避稅」的普遍現象;實際上,印度財稅部門、金融體系也難以知悉印度富豪和高收入者的財產總值及其隱藏之處。

 

為此,現今印度總理穆迪積極推動稅制改革,並致力提高政府課徵稅收的能力,以及強化國家預算有效分配及運用於基層建設、社會福利,以進行社會財富與價值重分配的作為。

 

此外,穆迪也全力建立一個統一的印度市場,打破各邦經濟(貿易)保護主義,排除萬難推動GST(貨品及服務稅)新制;藉此,可以連帶地將中央政府的力量伸入各邦,以期可以透過中央對地方實施的社會福利、地方建設、弱勢扶助,以及對高所得者有效課徵稅收等措施,縮減社會不公和所得分配不均的現象。

 

穆迪的施政作風,某種程度正為打破印度貧富不均的結構。(美聯社)

 

不再迷戀「富國強兵」

 

印度總理穆迪深知百姓疾苦,乃以發展經濟、讓民眾所得提升為己任。故其政策一改以往印度政府「富國強兵」(發展重工業、國防產業與基礎科學)之目標,而改以「發展民生工業與提升產業技術」為手段,將政府預算用於改善人民生計、解決民生問題和提升環境品質,進而改善基層民眾生活,增加底層大眾所得,故而提出「印度製造」、「數位印度」、「技能印度」、「綠色印度」等前瞻性經濟政策。

 

而且,當前印度政府之施政關注於民生需求和基層社會發展的領域,包括要提供基層民眾以乾淨的空氣和飲用水、不間斷的電力供應、有尊嚴的居住環境、足夠的糧食和充分的營養、必要的健康醫療和公共衛生,同時要運用科技發展加強災害防治與治安維護、使人民取得金融服務與通訊設施、給予弱勢族群(如嬰兒、孩童、女性等人民)之終生健康照護,凡此均有助於提升基層民眾的生活環境品質和社會照護。

 

印度政府持續關注基層民生和弱勢族群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隨著印度的經濟總量成長、人民所得提高、社會流動加速,未來印度的所得不均問題,當會受到重視並可獲得相當的緩解;惟要真正解決此印度所得不均嚴重、貧富差距擴大現象,尚須從政治、社會、文化結構多方面進行革新,方有可能持續而有效地改善其所得不均的問題。

 

本書的結論和建議提到:「為接受教育與優渥薪資創造更平等的機會,是解決世界半數窮人所得成長停滯或低迷問題的關鍵」,這在印度尤其如此,因而也應是當前印度政府施政所關切的重點。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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