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資會在六月份通過由徐立之領導「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草擬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中期諮詢報告》，公眾諮詢已在七月十日完結，小組將在後時間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

「中期報告」表明，現時政府投放支持研究的資源不足，因此對於行政長官計劃在五年內將本地研究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0.73%升至1.5%，小組表示支持。

當然，一個成熟健全的社會，理應支持大學學者進行有益於社會的研究。但是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因此在不同的領域都需要學者就不同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在整份「中期報告」當中，研究資源的建議明顯不利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小組主席徐立之更表明，檢討的目的是「為了鞏固高等教育界研究工作的基礎，讓科研界蓬勃興旺，並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

我們都不會質疑科研、創新科技發展對社會是重要的，但社會的發展、社會各式各樣的問題，卻不是科研、創新科技就可以完全解決。有些問題，必須要同時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才能為社會探尋出路。

就以最近文學界發生的兩件事為例。在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主辦的貿發局被文化界批評除了使入場人數創新高外，其他都乏善可陳。羅永生更指「主辦者既沒有請來真正具分量的作家，趁書展的機會發表重要演講，引帶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沒有策劃什麼有吸引力的展覽或文化活動，促進社會大眾的文化素養」（明報，2018年8月3日）。究其原因，是主辦者並沒有將書展視為文化活動，而是一盤生意，在意的是入場人數、以及生意額。

本來透過香港書展鼓勵更多人閱讀，以及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作者可以洽談版權，絕對是好事，可是當大家走入書展，就會發現「鼓勵閱讀」根本做不到，展場有一大部份售賣「補充練習」，與閱讀拉不上關係；而所謂「洽談版權」更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另一事件就是淫審處把村上春樹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列為「不雅物品」，不准在書展銷售，引起文化界一片譁然，董啟章更發聲要求貿發局考慮褫奪他書展「年度作家」的稱號，因為他的作品也有「情色」內容。

以上例子顯示的是社會的反智已經去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改善這些狀況，學者、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學者有責任透過研究，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改善辦法。可是，政府對研究的資助，卻一直不重視這個範疇，而選擇愈來愈偏向所謂科研、創新科技，而偏偏科研、創作科技卻解決不了人文素質的問題。

未來政府對研究資助的政策走向，我們都要密切留意。

※作者為香港高教公民副秘書長。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香港）》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香港）》授權轉載。